Monday, December 26, 2011

张健:革命十八推

by @jiangzhang1984

1.就其在中文经典中的用法而言,除了暗含的儒家王道理想所赋予的道德意味之外,“革命”实仅指最高政治权力的易手,即所谓“汤武革命”。从古人的视角看,商汤代夏,武王克纣,乃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道德性天命(“命”)在异姓之间的转换(“革”);

2.以今人视角观之,则既无统治方式的变化(都是父子/兄弟相传的王制),也无统治阶级的变换(都是奴隶和土地所有者的国家)。简言之,除了权力的易手,“革命”在中文中本来并不带有其他的政治色彩,更没有经济、社会色彩。

3.传统中国对于“革命”的这种极为纯粹的理解,直到西方来临之前没有大的变化,而西方的“革命”论述,则是和他们独特的、由前现代向现代性转换的历史(大致在16至18世纪)紧密相关的。

4.1789年的法国,是此前三个世纪所缓慢发生于西欧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变革达致临界点的结果,她以一种令同时代人和后世都永远感到眩晕的方式,将民主、民族-国家、理性和资本主义等一举确立为新世界的原则。

 5.自大革命以来,西方有关“revolution”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由于“革命”所带来的西方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学者们自然不可能将其仅仅理解为权力、政治领域中的概念,而是将其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总体性变革。

6.不过这种将革命理解为政治、经济、社会等的总体变革的强大传统也不是没有其西方内部的批评者。阿伦特的《论革命》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做了对比,并断言由于法国底层民众的贫穷,法国革命在其爆发之后旋即陷入到经济分配的纠缠之中,没能集中于新型政治的构建,因而政治从法国革命中隐身不见。

7.而在新大陆,由于普遍的(至少是白人自耕农和小所有者阶层以上)的富裕,革命者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聚精会神于政治权力的构建,才给人类贡献了美国宪政这个宝贵的政治资产,和美国制宪这个同样宝贵的政治经验。

8.至此,我们从对中西传统极为疏略的选择性解读中,已经可以总结出一个革命的类型学框架了。首先,是最为纯粹的“权力革命”,以“汤武革命”为模本,除了最高权力的易手,没有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变革。

9. 其二,是“政治革命”,以阿伦特所理解的美国革命为模本,不仅有权力的易手,还有新型权力关系和政治原则的确立。其三,是“社会革命”,以法国大革命为模本,可以理解为既定的人类共同体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

10.权力,更准确地说权力的易手,显然是贯穿于全部三种革命类型的一个关键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纯粹的权力革命中,权力的易手,也不是指权力的合规性的继承,也不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的结果而已;而是指统治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的转换,其最经典的例子当然是古代异姓、异族之间的替代。

11. 而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权力的易手,则总是和政治原则(如民主还是专制?)乃至经济(最突出的是所有权和/或所有制的变化)、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各阶级相对位置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2. 基于此,我们还可以把不涉及权力易手、但关乎共同体其它重大政治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努力,一律称之为“改良”。这样,以权力为界,我们就得出了革命和改良的 两分法(dichotomy)。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框架来观察现代中国的三场革命,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

13. 在这个类型学里,革命和改良的差别在于变革是否触及权力。如果同意这个分类,那么应该注意到,革命和改良之分绝不带有任何的道义差别。类似地,作为区分变革猛烈程度的“激进”(经常但不总是和革命相连)和“渐进”(同样,经常但不总是和改良相连),也仅是描述性的,而不带有内在的高下之分

14.革命和改良哪个一定会带来正直善良之辈所不乐见的流血,没有任何确定性:辛亥流的血不能算多,戊戌流的血不能算少。告别革命,在特定的语境和情境 下,可以成为维护既有权力的宣言。而这样的宣言者其实才真的有必要想想自己所必须面对的、由那个自己所维护的权力所造成的全部政治和道义悲剧。

 15. 奇怪的是,1990年代以来,代改良主义受过的居然是和1980年代沾不上边的“革命”。一场打着拥护宪法和执政党的标语、自始至终拒绝暴力到被暴力横加的那一刻的运动,竟然仍然被批判为过于激进、过于“革命”了。

16. 对于这些批判者而言,激进与否的唯一定义就是掌权者接受与否,就是掌权者是否决定镇压。而这种定义下的激进就直接成为了革命,而后者也就直接成为告别的对象。

17.1980年代的中国哪里有个“革命”可以告别?笤帚再大,无尘可扫。虽然如此,“告别者”仍然不惮将他们的历史耙子伸到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革命之 上。结果又怎样?“告别者”只敢在告别一切革命的口号中抽象地告别建立了极权体制的社会革命,却将具体的批判倾泻于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之上。

18.孙中山的权力欲,蒋介石的党天下,自然值得批判;“告别者”在体制之下对作为体制之母的那次社会革命噤声,也可以体谅;但在这种明暗厚薄的差别对待之下,部分思想者和知识分子的言说就无异于将这三次革命在政治原则上的巨大差异抹杀了。革命应该告别么?每种革命都应该告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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