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洁：关于台湾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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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月初，东北季风已到达台东。傍晚细雨过后，我们骑摩托车下山，来到都兰糖厂。 　　都兰是台东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停在美丽的台湾东部海岸线。听说糖业兴盛时期，都兰糖厂曾是全台湾红糖产量最大的民营糖厂，红糖浓甜的味道和湿润的海风混溶，充盈小镇。糖业没落后，都兰糖厂在1991年停产。再过十多年，许多原住民艺术家离开都市，移居都兰，废弃的厂房被改建成为艺术空间和聚会场所。每周六，糖厂咖啡馆都有原住民歌手的演出，常常热闹到夜深。 　　那个傍晚，原住民艺术家们在聚餐。三三两两的人们端着盘子、碗、锅子，走进咖啡馆的院子。夜色黑下来，灯亮了，院子中间的大桌子上，放满各种盛菜的容器。周围或坐或站，大约有十多人。大部分人肤色黝黑，轮廓很深（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原住民的典型相貌）。气氛欢快、自由，常常爆发出笑声。像绍文所介绍的，台湾的原住民很幽默，喜欢开玩笑，尤其是东海岸的原住民。 　　穿着暗花长裙、身形如山、声音如大提琴一般的原住民歌手巴奈，请每一个人跟大家介绍自己带来的菜色。绍文指着桌子那边另一个身形如山、穿着深红色长袍、束发的男子说，那是巴奈的爱人那布。 　　轮到我们了，绍文，我的台湾朋友、此行向导，听起来有点底气不足：我叫绍文，我带了几位大陆朋友过来……这时，那布打断他问道：大陆？哪个大陆？美洲大陆还是非洲大陆？还是中国大陆？要说清楚嘛。 　　绍文结巴了一下：嗯，中国大陆。接下来的话，他更是虚弱：她们有从甘肃来的，也有黑龙江的，广西的……她们这次特别跟我说，不想一直待在台北，想要来原住民的部落，想来台东，听原住民朋友唱歌，所以我才带她们来这里…… 　　我听得懂这段对话背后的含义：中国/大陆，这样的称谓，本身就意味着对两岸关系的不同理解；即使我们大部分人都住在北京，绍文依然强调我们各自的原籍，因为边疆身份能够淡化“北京”的政治涵义；而最后那段话，当然更是特地示好。 　　我顺着绍文的话，继续示好。话音落处，满桌无声，那布突然笑了，露出被槟榔染红的牙齿：祖国大陆来的嘛！您辛苦了！ 　　这次一起去台湾的朋友，是在中国各地女同志[1]组织的志愿者，到世新大学参加两岸同志口述历史座谈会，之后到台东旅行。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第一次来台湾，对台湾怀着各自的想象，但是基本上对这样的反应，有些不知所措。 　　和在台北时不一样，那天的晚餐终结于几乎完全的相互漠然。一方面，原住民朋友们有自己的议题，晚餐后，他们聚集在一起，观看一部关于美丽湾大饭店的纪录片，抗议东海岸被政府交付财团开发；另一方面，我们待在山上民宿连续几天无法上网，此刻搜索到无线网络，各自拿着手机闷头疯狂上线，聊QQ看微博，收信回信。弄得既爱原住民、也爱“中国大陆”、期待大家能互相做朋友的绍文在旁边干着急。 　　原住民对中国没有兴趣哪，在原住民部落工作的绍文很发愁地讲。到都兰之前，他跟那布说，要带几个大陆的朋友来，那布问，那我要不要挂国旗？当绍文转述给我们，来自黑龙江的gogo兴奋地问，真的？五星红旗吗？ 　　我吃了一惊，回头看gogo，发现她不是在开玩笑。当然是中华民国国旗啊！绍文说。Gogo听了默不作声。 　　在台湾照例是天天喝酒。两天后，我们去台东的铁花村。这里原来是台铁的宿舍，现在也已成为一个音乐表演和创意市集的小聚落。夜晚的院子里，散落着喝酒聊天的人们。酒吧里传出民谣歌声。深夜，演出散了，刚刚认识的朋友们席地而坐，且酒且歌。gogo喝醉了。 　　我在洗手间找到gogo的时候，发现她在痛哭。我们相识五年，第一次看她哭成这样。她哭一会儿，打开水龙头呼呼洗脸，说一会儿话，再哭一会儿。Gogo白皙俊秀，此时本来就不大的眼睛艳肿如桃。 　　我以为她是想念在北京的女友，她摇头呜咽，你看，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欢迎我们，那天晚上他们说“祖国大陆来的”，其实是在嘲讽……我点头，当然啊。Gogo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几天来，我们被台湾朋友的热情和善意包围，她第一次这样直接地碰到出于两岸关系的敌意。“可是另一方面”，她说，“我们那儿大部分人，肯定都还是那么想的，觉得要统一啊，包括我妈，X，她们就是这样的人，我即使告诉她们，她们也肯定不会理解的，你就觉得，她们是你最亲的人，可是你们根本没办法沟通……”gogo停了一下，“说是政府和人民分开，你说能分得开吗？” 　　gogo哭了一个痛快，我们走出洗手间，继续喝，继续唱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那天她的痛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台湾朋友用热情和友善编制的保护层，那一刻被撕破了，两岸关系，汉人和原住民，那些本质的、却被我们避而不谈的问题被翻开了。 　　二 　　“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的一个大湖。 　　“日月潭里有个小岛，把潭分成两半，一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一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两潭湖水相连，像碧绿的大玉盘，小岛就像玉盘中的明珠。 　　“日月潭在台中附近的高山上，水很深。日月潭的周围是山，山上是茂密的树林。山林倒映在潭里，湖光山色，非常美丽。 　　“我爱美丽的日月潭。我爱祖国的台湾岛。” 　　这是我在小学二年级学的课文《日月潭》。在当时、以至今天的教学体制下，课文要熟记、背诵，进入潜意识。美丽的日月潭，因此成为中国观光客在台湾的第一目的地。而最后一句“祖国的台湾岛”，“祖国”没有被清晰指出，但通常这个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历史课本里，台湾被描述为先后被荷兰、日本殖民，1949年蒋介石败退之地——台面下的演义，是他被毛泽东打跑。大人们又说，收复了香港是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没能收复台湾，却是他最大的遗憾。 　　长大之后，看到很多人怀念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那时候有“白色恐怖”、官僚资本，但军阀枪杀学生之后，还懂得下跪道歉，那时候享有过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在思想论争中，有人反叛传统，也有人承继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出产了不少了不起的诗人、学者。我们管那段时间叫做“民国时期”，却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政权至今存在，只是偶尔感叹，被革命年代连根拔起的中华传统文化，还在台湾。 　　对于台湾的印象因岁月而叠加了许多内容，有席卷我们日常生活的流行音乐，偶像剧，娱乐节目，有风格与我们不同的文学、电影，电视节目里会播放拳脚相加的议会——言下之意是，看，这就是台湾的民主——但是，我们总归血浓于水，同文同种。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中国如一只雄鸡，台湾和海南岛，是雄鸡的两只脚。 　　2007年，带着这些模糊的想象，我碰到了第一批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台湾人。 　　那时我经历累年累月，艰难接受了自己是一名同性恋的事实，并且非常缓慢地意识到，性身份不只是私人身份，而且是社会身份。我开始投身一些和同性恋相关的活动，却又心存怀疑。几十年的革命运动，让人们政治冷感，很怕被权力播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以为独善其身，在贫瘠的土地上孜孜于文化重建，这才是我的使命，组织、活动（那时我还不会使用运动这个词），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7月，在这种半心半意的心情中，我去珠海参加了一个华人拉拉志愿者培训营，这个集结了两岸三地、北美的华人女同志、双性恋、跨性别的营队，历时四天，成为中国女同性恋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对于中国的志愿者来说，第一个震撼就来自台湾。在分享各地区同志运动的状况时，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苹播放了一个关于台北同志游行的短片，从2003年开始，台北每年都会举办同性恋大游行，短片结束时，在张惠妹的歌声中，象征多元性倾向的彩虹旗升起在市政府前。 　　一同观看的很多人，和我同样震惊。有人流泪了。在我们策划一次会议还要偷偷摸摸精心选址的时候，台湾已经连续五年举办同性恋游行，市政府不仅“批准”，而且拨款，上街的人数从两千渐至万人。一个戴镣铐的人看见身体舒展自如的人，难免羡慕，并且为“自由”果真存在而震惊和兴奋。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台湾。不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不是罗大佑的歌，不是侯孝贤的电影，朱天文的小说，更不是周杰伦蔡依林。 　　还处在草创阶段的中国同志尽管觉得遥不可及，却好像看到了未来，深受鼓舞。而我那一刻才认真地想到，这是一个已经实现了民主的地方，你可以上街游行，而社会运动，在台湾似乎有不同的含义，那又是什么？ 　　10月底，为这些好奇心驱使，经历了复杂曲折的签证程序，我到达了台湾。七天时间内，我在台北的街头马不停蹄，在咖啡馆，餐厅，甚至在整形诊所，采访，谈话，晚上回到饭店，仍热情激荡，必须立刻记下所见所闻才能睡觉。 　　那时我最大的问题是：台湾社会是如何改变的？如何从一个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社会？社会运动到底是什么？一个从下而上的变化如何发生？在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何春蕤说，你问我就问对了。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88年，在美国读书的何春蕤回到台湾，想要观察台湾社会的转型。二十几年来，她已经形成了一套话语，从1970年代的“党外运动”，到1980年代之后一波一波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住宅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同志运动，性工作者运动，她讲得波澜起伏，却又思虑清晰。权利不是赐予的，不是蒋经国一声令下，民主从天而降，权利是一点一点斗争出来的。在何春蕤看来，所谓“社会运动”，不是一两个人带领一群盲目的群众，而是如何让群众变得更有力量，成为运动的主体，“人的转化就是社会的转化。”她说。 　　在另一次采访中，社会学家夏铸九把台北命名为市民社会浮现的城市，“社会”逐渐壮大，与政府平等，市民成为城市的主人，懂得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并且参与改变。在我听来，比起总统直选制度，这是更了不起的变化。 　　回到北京后，我坐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给同事们讲述此行。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界对于政治现实十分冷漠，技术思维甚嚣尘上，追名逐利是最可能的选择，洁身自好吟风弄月，做个文艺青年已算好人，还去呼喊改变，不是太傻了吗？太多的聪明人，也太多的虚无和堕落。可是台湾之行让我看到，一种堂堂正正、坚实的热情是可能的，知识者应该去参与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而变化是会发生的。我看到了。 　　不止是我，那次同行的一个男孩，原本只想成为电影导演，在台湾被“洗脑”，回到北京后，很快成为同志运动的重要组织者。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三 　　那一次我对台湾的兴趣，还来自另一个命题：文化。 　　2007年7月，我在北京看到云门的舞蹈。这是林怀民第一次到北京，云门舞集展演了之前的许多舞蹈片段。有《红楼梦》、《白蛇传》一类的主题搬演，也有像《水月》、《行草》这样以东方美学的神韵，与现代舞完美融合的舞蹈。而“云门”一词，来自《吕氏春秋》，指黄帝时代的舞蹈。我被迷住了。 　　也是在那前后，我和一些朋友去黄永松的办公室喝酒。黄永松在1970年代台湾回归“乡土”的运动中，创立《汉声》杂志，到各地收集民间美术，1980年代之后，他开始到中国做同样的工作。近些年，他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时间分配一半一半。《汉声》在北京西坝河的办公室，有一张很大的实木桌子，平日工作，餐时就是朋友们聚会的地方。 　　那天在座的还有高信疆。高信疆在1970年代出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于政治高压下开辟思想争论的空间，还不能集会结社游行的时代，那是最重要的战场。他晚年既已被台湾遗忘，也无法如他所愿，在北京进行媒体革命，徒隐居耳。[2]那天见到他，深蓝色棉布对襟大褂，白发不乱，庄重幽默。听说他很难约，因为每天晚上被住在台湾的太太监督要在电话中祷告。 　　我们问亲身经历、并与同代人促成了台湾民主变革的高信疆，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高信疆说，当然有，从历史来看，只要有六十年的时间休养生息，中华民族就能翻过身来。我们立时增长力气，多喝了几杯。 　　喝醉之后，高信疆和黄永松站起来，高唱陕西小调。唱毕，平日悠易温和、一派佛气的黄永松大声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这两个人，带着某些珍贵的中国传统人格，温和坚毅，在大时代中勇于承担责任，时代过去后，他们仍有潇洒气度。这样的人，我以为只有古书里才会有。中国的革命年代摧毁了深沉复杂的传统，物质时代又把共产主义理想嬉笑唾弃，在一个粗俗的社会看到他们，我竟有和历史重逢的亲切与激动。 　　画家陈丹青2008年到访台湾后，写下《日常的台湾》，感慨在大陆消失不见的“温良恭俭让”，在台湾找到了。“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这是许多人对台湾的感觉，小至日常生活的细节，大至文化、思想，人们传说，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了继承。 　　而当时的我在想，我们处在无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如何使中国传统与外来文化结合，生出真正的“宁馨儿”，是一百多年来未曾止息的文化命题，看起来在台湾，以云门、《汉声》为例，已经有了出色的例证。——这是我带到台湾的另一个问题。 　　可是当我到达台湾，却发现这个问题面临闭合。台湾正在身份的焦虑当中，“去中国化”轰轰烈烈的进行。站在台北的街头，朋友说，再往前是甘肃街，我这个甘肃人大喜：你们还有甘肃街？对啊，台北很多街道都是中国地名，可是这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朋友说。 　　在当时的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选举操作的省籍分裂。身为外省人第二代的朱天心最为激烈：我生长在这里，这是我的城市，为什么有一天却要被喊滚出去？她说，我不是在为国民党权贵抱不平，我在为那些老兵抱不平，他们一生背井离乡，到老不仅窘迫，而且被嘲笑说很“傻”——为什么主体意识落成，所有个人的际遇就都不存在了？ 　　听了许多这样的故事，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当我提出问题，很多人也无言以对，因为我所赞赏者，正是对方所要离弃的。 　　回到北京后所做的文章，其实逻辑混乱，不成样子。在一篇短文里，我写道，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无暇攻打台湾，从而为中华文化留下了小小的喘息空间。蒋介石当年带走的大批学者，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他们教出的弟子，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英美之风的影响，两方文化的融合，造就台湾社会“黄金一代”——林怀民，何春蕤，夏铸九，张大春，朱家姐妹，等等。我当时未见清晰，也不一定敢讲出来的是，大概也就这一代，此后大概不会再有了，因为方向已改变。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朋友、读者解释，台湾不再是你们想象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要更复杂，它不仅在政治上就是一个独立主体，更重要的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已经成为总体认同，很多人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急于和中国切割开来，更不用说原住民的冷感。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台湾朋友讲，如果你使用一种语言，却排除这种语言背后的文化传统，这不是很矛盾吗？更何况，中华文化中有很多很棒的东西，你们不要，真的太可惜了。 　　有一次，一位台湾朋友在北京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吃饭，她讲起在埃及旅行时被海关官员误认为是中国国籍，她向对方大叫：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满座寂然。很久之后，其中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他的感受，你以为我们是一家人，结果人家根本不这么想。 　　一方仍在一厢情愿，将政治问题（统一或者独立）与情感问题（我们是不是一家人）混为一谈，也在体量庞大、武力财力占优的自大情绪里没有自觉，另一方的抗拒却是越来越清晰。餐后，台湾朋友后悔自己太唐突，冒犯了大家的感受，我却觉得，正像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台湾破灭了“反攻大陆”的迷梦——真相有一天必将到来。两者之间的鸿沟之大，值得gogo这样一次痛哭。 　　四 　　2007年之后，我一直热衷于谈论台湾，希望在各个可能的媒体制作台湾特辑。有一次，纪录片导演张钊维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台湾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看台湾特辑？ 　　的确，对于台湾来说，中国是近在身边的庞然怪兽，经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与飞弹共同威胁着台湾的存在，必须要去面对，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我没有办法说，台湾是一个精彩的地方，值得去了解——阅读已经变得越来越实用。而就我的观察，大部分中国人对台湾各有想象，却不一定真正想要去了解。很多人寄托了国家想象和政治情结——唯一一块没有被“解放”的土地，有人把它看成华人社会的奇迹——因为它的民主体制，也有很多人如前所述，把它看作中华文化命脉留存之地。无论如何，那是中国大陆的对照。 　　可是在我看来，台湾还意味着别的。 　　我想起2008年3月，藏人在西藏暴乱。4月，许多八零后年轻人在MSN签名之前加上“红心”图标，来标识自己的爱国情绪，反对“西方社会分裂国土的狼子野心”。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如何熟练地被政府操纵，但是如此整齐划一的反应，仍然令我惊讶。我在困惑，他们去过西藏吗？他们曾经和藏族人交谈过吗？他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也曾经是其中一员。1996年，中国最红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可以说不》，我是一个被书中民族主义情绪轻易煽动的读者。那时候和同学聊起台湾问题。我忧心忡忡地说，如果现在不能统一，越往后越难，因为老人们还对大陆有感情，可是年轻人一定越来越淡。同学是一心掉进古书的“古墓派”，她的反应很淡漠：那又怎么样呢？干嘛一定要统一？我怒起来：你怎么这样想？一时之间却又想不出不让她那么想的理由，突然灵光一现：如果台湾独立了，那新疆怎么办？西藏怎么办？同学不说话了。 　　过了几年，我跟同学讲，其实独立也没有什么。换她激动起来：如果台湾独立了，新疆怎么办？西藏怎么办？我傻了：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她说：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差不多同时，我和一位在美国读书的同学谈起台湾，她给予同样的答案：如果台湾独立了，新疆怎么办？西藏怎么办？你以为美国是省事的啊？你别天真啦。 　　时至今日，想起这些对话，我不以为自己天真，也不以为每一个普通的学生——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读书，有必要去替官员考虑国际战略问题，那只是我们以大陆为中心、汉族为中心的国土想象。 　　没有多少人在乎台湾人怎么想，西藏人怎么想，新疆人怎么想，只是历史叙述告诉我们，自秦以来，统一集权是好的，分裂是不好的，版图大是好的，征服是好的，而我们，处於这个好的中心。 　　2009年，我参与音乐家朱哲琴的工作组，去边疆地区采集民族音乐。常常花几个小时驱车到大山里，听几百年、上千年来流传的歌声，诧异身为汉族的我，从来不知道这些美丽的文化，再看他们几乎被汉化、实则全球化了的日常生活，深感多样文化的被毁灭，是我们所有人之祸。 　　7月，我们到达新疆。在去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路上，听说乌鲁木齐发生了维汉仇杀事件。之后翻越天山山脉一路南行，恐惧、愤怒、不解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作团队，像一个逃亡的队伍。 　　当我回到北京，发现人们对此事并不关心，它的影响不超过一个新闻标题，尽管近两百人死去，一千多人受伤，尽管我的朋友们多半供职媒体，对于独裁体制、民生艰辛自有该有的政治判断。我向他们解释新疆见闻，讲到当地吏治贪腐严酷，无论维汉回都十分痛恨，朋友说，对啊！我们石首[3]人民也这样啊！某个程度上，我同意他所说，可是把问题归结于政权，看起来是越来越安全，越正确，可是身为汉族人，作为中国文化、经济、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又怎能无视文化的强势同化，历史上的压迫、掠夺，甚至屠杀？ 　　在拉萨，我们邀请强巴喇嘛带我们参观布达拉宫。他推掉早已安排好的“林卡”（意为郊游），为我们一一解说。结束之后，他带我们到他所在的色拉寺喝奶茶。2008年3月以来，武警进驻色拉寺，人身控制很严。强巴喇嘛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是去印度走释迦牟尼之路，可是政府不发给他护照。他离开拉萨想回家乡，却在公路被关卡拦截，不许通过——那些天只要是黝黑藏人相貌，都会被盘查，汉人则不用，“是我的土地，我的家，为什么不许我通过？你说是吗？” 　　当日我无法回答这个善良、智慧的喇嘛，今日我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台湾，如何看待西藏，如何看待新疆，意味着如何能从几百年来受苦受难的悲情意识，与突然迸发的自大傲慢——这两种情绪毫无规律可循的交替中解放出来，愿意去看见、理解他人，真正成为开放、健康的人；也意味着我们是不是能放下虚妄的国家想象，“大国梦”，放下强/弱，大/小对比、成王败寇的功利与奴性思维，真正平等对待不同民族和文化，也平等对待自身内部的成员；如果不是这样，不过是一轮又一轮的暴政轮回。 　　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绍文说，我理解原住民艺术家们的冷感，或者说是敌意，这敌意来自两个层次，一层是过去几百年来汉人对原住民的欺压，另一层中国对台湾的威压。我尊重这样的敌意，它来自受伤的民族意识，而一经觉醒，就有可能复苏。 　　五 　　从台东回到台北，参加了“秋斗”——由台湾工人运动传统而来的游行。年轻人站在宣传车上高喊慷慨激昂的口号，让我想起我们的某个年代。一辆宣传车上赫然写着“实现社会主义”，吓了我一跳，后来才知道原本想写“实现社会正义”，结果写错了字。 　　我在游行队伍里不停看到朋友，也被介绍新的朋友，台湾于我，有了更深的情感牵绊。没有了上一次上天入地，想要把这座城市翻遍的强烈好奇心，坐在台大附近的咖啡馆，温润，闲散，只想一直坐下去。 　　和1980年代末、1990年代相比，台湾社会运动处于低潮。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本记录二十年来台湾社会运动历史的书《秩序缤纷的年代》出版。书的副标题是《走向下一轮民主盛世》。编者在导言中指出，这本书不是怀旧之作，这一趟历史导读，也是帮助自己看清楚未来的挑战和方向。“如果中国是19世纪崛起的大德意志国，那么，如何让台湾在战略位置上成为荷兰和比利时（位居强权间的战略要地），而不是捷克与奥地利（德国的囊中物），可能是未来最关键的命题。” 　　书中最后一章《第三种中国想象》，作者吴介民梳理了自己对中国的观察，提出台湾国内政治依然摆荡着拥抱大陆与排拒中国的两头，此时的釜底抽薪之计是，逆向思考，反守为功，经营民主与社运的“价值高地”，以争取泛华人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写道：“台湾历史中，有无数人为了追求美好而民主的生活付出了代价。前人的付出，换来我们这代人的幸福安逸。但是，台湾社会不可能永恒偏安于世界的一隅。我们的生活也不可能冻结在目前的时空。台湾要在下一轮民主盛世中站稳脚步，前提是，以人类社会为尺度，贡献台湾自在而独特的价值。换言之，就是将台湾社会的价值，置入普世价值的视域：我们不必过度放大自己历史命运的特殊性；台湾人民过去与当前正在经历的苦楚，曾经得到世界人权工作者的关照和守卫，同样的，民主化之后的台湾，除了努力保全自己民主生活的果实，还须思考如何回馈世界。 　　“把这个问题意识带回两岸关系的思索。中国的成就，是人类的成就；中国的腐败与罪恶，是人类的腐败罪恶；中国的苦楚与难题，也是人类的普遍困境。这是普世的真正意义。倘若我们无法从过度特殊化的视野中解放出来，就难以了解面对‘霸权中国’所需要的、不卑不亢的从容气质，将要从何而生。台湾社会需要认真思考，面对‘经略中国’这个历史课题。……经略中国要从社会运动这个价值高地入手。社会运动是实践的场域，目的是促成中国建立自由而民主的公民社会。从这个角度，中国可以借道同属华人社会的台湾，进入世界公民社会之列。这正是台湾可以贡献于华人社会文艺复兴之处；这也是我提出呼唤的，台湾积极争取华人公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切入点。” 　　开始读这本书时，我已回到北京，不可思议的新闻接踵而来，让人如鲁迅所说，怀疑自己所居是否人世。越来越多的人自焚以保卫家园，而无论老幼，只要握有一点小权力，就变得不可一世。回想在台湾的日子，像一场梦一样。 　　我在不同的场合，阻止朋友们说出“反正都要统一的”，“都是中国人”这样的话。有人说，你这个台独分子。我说，就现在这个中国，还是不要把任何人拉进来受苦了吧。 　　随后我觉得一阵心酸。若别人不该受苦，那么，难道只因为我生在中国，生在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任意一个偶然的点上，我就注定要承受不自由、不平等，我的父辈、我的同辈，我的下一辈，都要作为一个渺小、而没有尊严的个体，就命定要被权力碾过，也只能看着未来往更坏的地方沉沦？同时还要被评判，被推拒，被拒绝理解，被看作这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复杂体？ 　　因此我读到《第三种中国想像》时十分惊喜，那不仅在于我再次看到了自信开阔的气度，也是因为，那是我期待的坦诚的对话，同情的理解，让我们从“人”的境遇出发，真正的结盟。我已是台湾以社会运动“反攻”的受益者，又有何理由不相信新的道路？ 　　我想，我们大概是生活在一个理想都不会实现的年代。时代在变坏，也许会越来越坏。我们所做的努力，在权力面前往往像螳臂当车。是什么让我们还坚持在此生执著？是一些不得不为之的执拗信念，还有彼此深深的连结与支持，是知道你也在那里的踏实——那带来的力量无与伦比。 　　[1]同志，此处指同性恋的代称，以下同。 　　[2]高信疆于2009年5月5日在台北去世。 　　[3]指2009年6月，湖北市石首市民众不服警局对永隆大酒店坠尸案的处理方式，双方对抗升级，政府动用武警及防暴车，一度有7万民众与警察对峙。

永远不要嫌对政府太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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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出国以来，时不时我妈就会在电话里就会问我：“听说英国发大水了，你那 没事吧？”我经常被问的一头雾水，但是我妈显然很担心，她告诉我，她在新闻里看到英国的房子都泡在水里，一片狼藉。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只能安慰她，可能是 个别地区吧，反正我这没事。我当然知道，我妈是太关心我，看到英国出了点什么事，就害怕我也会遇上，以为英国各地处处都有我的身影。被问了太多次，我就好 奇，作为一个连网都不上的人，她怎么对英国这边的这种鸡毛蒜皮的事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她从哪知道的啊？

大 约去年这时候，我在微博上看到北京观海图，周末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又问我，听说英国发大水了，你那没事吧？我笑了，对她说：“我是没见到大水，不过 北京被淹了，你知道不？”我妈很惊讶：“啊？！没听说啊。。。”北京离我家不到600公里，是英国离我家的1/20。可见，对于像我妈这样的中国绝大多数 的老百姓，对外国人受苦受难的感受都远远大于对身边人苦难的感知。在离自己不到600公里的首都发生的灾难，对很多国人的冲击力都不如万里之外某个犄角旮 旯发了场洪水，喷了个火山。这恐怕得归功于每天新闻联播最后那五分钟，那真的是神一样的五分钟，编导们以举世罕见的耐心，把一条条世界各个角落的灾难信息 灌输给99%和那些地方八竿子打不着的国民们。

出 国后，我经常怀疑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是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被方校长铸成的新长城阻断的不仅仅是非死不可和推特，更是信息的流通和对世界的认识。比 如，在我的一些朋友眼里，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好像是崩溃在即，民不聊生。我只能一遍遍的告诉他们，这里其实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物价有上涨，但没有豆你 玩，蒜你狠，牛奶面包咖啡黄油这些基本生活品，三年来都没涨价，我这个拿着比清洁工工资还低的底层人民在这里依然不需要在衣食住行上有丝毫节省。更有趣的 是上次年轻人暴乱的时候，有人问我，英国人民是不是起义了？我还看到有些人在国内对着网线高潮：“看来还是马克思看的准呐，这资本主义社会每隔几年就要来 次经济危机，一有经济危机，国内的老百姓就要革命啦。”

井底之蛙看到掠过井口的飞鸟，转瞬即逝，以为别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短短的一瞬，然后洋洋自得于自己活得比别人都久，实在是生活在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啊。却不知道，自己其实身陷囹圄。

井 底之蛙的一个优点是很喜欢替把自己关在井底的那个人辩护。前两天北京一场大雨让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就失去了生命，在政府还没来得及宣布胜利的时候，就有人开 始说，因为各种各种不利因素，政府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刷微博，刚开始还看到大家在调侃，北京又可以看海了，过了一会，就看到很多人 被困在水里，被滞留机场，被无家可归。接着，微博上的气氛变得凝重和紧张起来，我也意识到，可能要出人命了。再接着，我看到望京有人组织私家车去首都机场 接人了，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愿意打开办公室接纳附近暂时回不去家的人。我一直在刷微博，却一直没有看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公告，也没有看到任何来自政府 有组织的救援，哪怕普通公民都已经开始自发救援了。那天晚上，很多基层公务员在自发地坚守着自己的职业准则，普通老百姓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准。在这样一 个连NGO都动不动被定义为非法组织的国度，民众这种自发的行为深刻的证明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存在着天然的公民社会的土壤。无论是私家车接人，还是打开 办公室接纳陌生人，无论放在哪个发达国家，也都是可以上新闻头条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我们的政府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素质来配得上自己的人民，整整一夜，他 们都是旁观者，北京人民在自己救自己。更可悲的是，表现如此优异的北京市民在灾害过后，却第一时间的被政府当成了不稳定因素。如果好人需要被维稳，那么维 稳的人是什么人？

我想，无政 府状态下的比利时人民遇到灾难了，大概也就如此表现吧。当然，据说整整一晚，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们都奋战在一线，市委书记还吃了桶泡面。可是真的，整整一晚 没有看到政府为受困的民众有组织的救援，甚至没有发出声音，这是泡面所无法弥补的。有人说，不要太苛责政府，下班了，反应慢可以理解。当望京的民众都反应 过来了，通过微博开始组织私家车去接人的时候，最具有信息优势、掌握最多资源的政府依然还没反应过来，大量性能优越的公车军车警车卡车大巴车没有去把困在 海里的民众送回家，政府掌握的各种设施优越的建筑也都没有向民众开放，提供避难。这些本就该是政府的职责，却不得不由民间零星的去做，这就不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了。如果一个政府的反应速度比民众自发的还慢，民众又何必浪费钱去养一个政府呢？

好 吧，可能是我太苛刻了。但至少，你应该道个歉吧。无论是排水系统的建设还是预警报告都是你的工作，死人了、让老百姓不方便了，都有你的过失在里面，你如何 不该道个歉？客人打电话到宾馆订房间，如果客满了，前台小姐还要说句“对不起”呢。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以及崇尚中国传统美德的中华民 国政府，当他们的老百姓感觉不爽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就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不仅要道歉，有的还要鞠躬，还要谢罪。无论这些政府对外多么的张扬跋扈，霸权主 义，他们都不觉得对自己的百姓谦卑一点有什么丢人的。反倒是某些政府，就像我们身边很多屌丝loser一样，在外面受尽了别人的气还只能陪着笑脸，就会回 家欺负老婆孩子发泄装大爷，还永不认错。我突然发现，极品屌丝是不是都是永不道歉的？比如方舟子。

每 次灾害发生，只要一有人提出问责，就会有人跳出来含泪劝告要理解政府。在别人已经宣告胜利的时候，你还不去追责，还要理解并赞美，那不是给他们埋下了下一 次胜利的伏笔么？这种因为没有死足够多的人而被宣布的胜利还是越少越好吧。从免费午餐到北京人私家车去接人，中国的民众替政府承担了太多的义务，但是纳税 饼没有减少，问责也并没有成为权力。有的时候，恰恰是这种只做好事不提问责的善良民众，纵容出这么一个政府。作为民众，对自己花钱供养的政府，怎么苛责都 不过分，若政府觉得委屈，他自然可以选择辞职，另找工作，不用你纳税人杞人忧天的替他打抱不平。

2010 年末，我去伦敦拜访一位教授，第一天晚上在酒店里看BBC新闻，一上来是一条苏格兰冰灾的消息：因冰灾而堵在高速路上的汽车一眼望不到尽头，很多人堵了十 几个小时，又冷又饿，燃油耗尽，最后不得不弃车步行离去。整条新闻配以忧伤的音乐和低沉的画外音，把民众的可怜煽情到极致。然后画面转回演播室，主持人当 面采访苏格兰交通部长。主持人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劈头质问：“入冬前你曾公开说，今年苏格兰政府准备充分，绝不会因冰雪天气影响交通，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全世界的官员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部长的回答和他的中国同学如出一辙：这场灾害百年一遇，我们估计不足，但是已经尽力 补救了云云。等我第二天回到酒店再看新闻，头条就是“苏格兰交通部长辞职”。

这 就是体制问题。蔡英文有句话说的很在理：民主就是做的不好就要换个人来做。有人会问，换个人就一定能做好么？当然不一定。但任何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都不一 定是能力最强的，但所谓民主制度的弊端并不能靠专制来解决。这两种制度并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并列关系，而是进化图谱上的高级与低等的关系。民主制度选拔 出来的官员，至少会在态度上全力以赴，做的好了，他不会自夸，做的不好，他会辞职，会承担责任。而不是像现在，人人都在宣布自己胜利了，死去的人命似乎只 能记在雷公电母帐下。那些认为中国不该民主化的同学们请扪心自问下：如果你得到一份工作，无论做的再烂都不会被开除，做的好了不涨工资，做得差了也不扣工 资，而你的工资水平又极高，高到足以让你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你还会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工作么？如果你自问觉悟不够高，做不了活雷锋，那么你就只 适合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因为，必须把官员的饭碗交到你手上，让你监督他，鞭笞他，苛刻的对待他，他才能认真负责的为你服务。

永 远不要嫌对政府太苛刻，因为也许你一个心软，他就可能偷走了你的钱。至少，不要在他没有表示丝毫的愧疚还在宣布胜利的时候，就开始要理解他，原谅他，更不 要因为一包泡面就感动的忘了是你给他买的那碗泡面了。理解和原谅是有前提的。没有道歉，就无所谓理解，没有忏悔，就无所谓原谅，没有认罪，就无所谓赦免。

你 和政府的关系就像屌丝与高富帅的关系：他永远比你有钱，他永远比你力气大。当你没有办法约束他的时候，他永远有条件可以轻而易举的抢走你的妹子，只要他 想。当你在广渠门下的海里挣扎时，他永远可以在新华门后的海里和你的妹子鸳鸯戏水。当高富帅抢走你妹子的时候，作为一个屌丝，默默地去搬砖已经够怂了，就 不要总是心急火燎的替高富帅担心，人家胯下的木耳够不够粉嫩了。尤其不要再大爱无疆的来一句：“高富帅辛苦了，高富帅也不容易，要理解人家啊！”

窒息在廉价的价值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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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我们的思想不受侵害，能够与侵入我们思想使我们日渐沉默的力量抗衡，我们必须学会阅读。以此来激活自身的想象力，去培养属于我们自己的意识和信仰，我们需要这些技能来保卫和维护自己的思想——出自电影《超脱》

对我来说这是一本非常压抑的电影，看的时候感觉非常难受就好像谁在用力摇晃一个铺了海沙的金鱼缸，本来沉淀在思维和记忆深处中的人性的恶一下子被翻搅出来。
脑海中变得一团混乱，纷纷扰扰的随着情节扯出了无数场景记忆。

电影里充斥着冷漠、暴力以及对生活处境的极端反抗，黑板上的粉笔板画快速的变化反映着人物内心，每件事情都在朝着无助和愤怒的极端发展。
生 活是什么？我不懂，去你妈的！你少管我，去你妈的！所以呢？又怎样呢？你是个婊子！你又胖又丑做点有用的事情好吗？你这个婊子！你有理想吗？你这种人渣懂 什么是理想吗？我想做个小模特组个乐队……让我告诉你像你这种人渣永远不可能当什么模特也不可能成立什么乐队！你唯一的本事就是让男人操你而已！

一切的一切都显得窒息而压抑。

男孩将猫塞入书包，在体育馆内数个男孩围着他，看着他一拳一拳殴打着书包中的猫，他满手鲜血带着一种麻木的天真。
你告诉我你喜欢虐猫吗？研究表明少年时期虐待动物的孩子很可能长大后缺失最基本的感情。

我感觉……我被困住了……

所以，在青春期中一定会有某样东西曾经牢牢的困住我们。

如果漂亮一点就好了，如果聪明一点就好了，如果瘦一点就好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你觉得这些重要呢？是谁灌输给你这种价值观的呢？
让你觉得活着就要聪明和漂亮？

自卑，于是对生活失去希望，失去希望所以更加自卑，不知道活着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放纵和堕落用一种脆弱的一戳即破的自负和嚣张维持着绝望的灵魂。
极度自卑的反面往往是极度自负。

所以为什么要相信这种廉价的价值观呢？为什么要不加思考的接受这一切呢？

而生活恰恰被这些廉价的价值观所包围和掌控，他们像潮水一样吞噬了一切，嘲笑一切，掩盖了人性中的闪光点，留下了肤浅的表象。

我有一个表哥，是个体重超过200斤的大胖子，他的妈妈对这个念书一塌糊涂又胖的一塌糊涂的不长进儿子恨铁不成钢的不得了，常常是一顿疾风暴雨般的打骂。
表哥的母亲是个非常非常强势和严厉的人，在她看来失败者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表哥26岁了说话都是简单的短句就好像英语不大好的人写的英文作文一样。
他习惯了意见不被尊重也习惯了被剥夺发言权。

有一次说到念书的事情长辈们在数落他，他这样说，我觉得教育的体制也有问题……
他的妈妈马上疾言厉色的打断他，连珠炮一样反问，体制有问题只有你知道吗？你多了不起啊，我们不知道吗？有问题就有问题在你一个人身上吗？为什么没有影响别人呢？有问题你一个人能够改变吗？你改变不了你就适应啊！

这是一个何其狡诈的语言陷阱，已经偷换了概念给提问者戴上了一顶个人英雄主义的高帽子，提前设定了一个不可能做到的场景，使得你不论回答我能/我不能还是沉默都显得极其可笑。

表哥想了想说，虽然我不能，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改变……

长辈们又打断他，那就是你也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了？改变不了你多想它干嘛？你适应它就行了！你为什么不想想从小到大只有你念书念不好……

我真希望表哥能回答他们，去你妈的，我改变我自己就行了，我去改变体制干嘛！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天生有些人不是读书的料子，就像有些人天生不是做饭的料，天生不是做手工的料一样……
表哥不是念书的料这点大家都知道，他其实可以早早结束念书生涯寻求体制外的发展，但是他的母亲不同意，因为按照世俗的价值观只有念书好才是正途，于是他勉强的上了高中勉强的上了大专，勉强的拿了毕业证。

他们奚落他讽刺他，看不见他身上真正的闪光点，他曾经一度玩电脑玩的很好可以靠这个赚钱，他提出想去游戏公司上班，但是被长辈们集体喝止了。
他的父亲为了阻止他这个【可笑而不符合价值观的想法】甚至一拳砸了他的电脑。

在饭局上一位长辈是这样给我的表哥设置陷阱的。
他首先建议表哥去自考成人大学，然后反复暗示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考不上成人大学，因为这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在我提出疑问说，好像也不见得这么容易的时候，他们反驳我的观点举例身边多少小孩怎样功课差也自考成功了（其实这当中并没有真正的逻辑关系）。

这让表哥紧张起来，他极力翘起二郎腿做出毫不在意的样子点头道，如果是我的话……当然能考上，我知道这是极其容易的事情。

长辈接着反问表哥，所以你会去考对不对？因为你一定能考上是不是？

于是表哥就掉进了这样一个陷阱中，设置一个被认定为极其容易的事情让你做，如果你成功了，那证明你也只能做做诸如此类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失败了，那证明你真的一无是处。

表哥不断搓着手指好像上面粘了什么饼干屑，他不断点头，当然，很容易的，很容易的……

其实谁都知道，他不喜欢念书，他不会去考自考的，就算报名了他也一定不会复习的，也自然考不上。
他们做的，只是反复拿这种未经思考过的廉价的价值观反复的去衡量他，他们似乎乐此不彼的想让他知道他在这个价值观内是多么的失败。

后来他们安排他去一家小企业上班，那个岗位需要一个不难拿的证件，于是他们反复和表哥说这个证是多么的好拿，所有人都能拿到的，但是却又不让他去考试而是走后门帮表哥买了一张证，然后告诉他因为我们知道你肯定考不上的。

表哥得到了一份不适合他看起来也没什么前途的工作，然后他们告诉表哥，这就是你功课不好的代价，所以你只配得到这样的工作。
那一刻我感觉我和他一起窒息了，我说，其实表哥本来有机会得到一份他喜欢的有前途的工作……他们打断我，并且告诉我，这就是你们这些读书不好的孩子的异想天开和不切实际，你看你表哥现在多好，多安稳。

是啊，多安稳，安稳到一切梦想和激情都死去了。
在这廉价的价值观内。

年纪越大越觉得梦想是何其珍贵的存在，为了什么放弃梦想都是不值得的。
我记得有个人问过我，说，我想做个画家可是我爸妈一直希望我当个小公务员这样才安稳，我不想让父母失望，我害怕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

其实我一直不忍心说，你真的害怕父母失望的眼神还是自己害怕改变安稳的生活呢？你明明知道父母是不可能对你失望一辈子的，一旦你真正走上画家的路他们很快就会接受现实继续支持你，你要做出改变就要有牺牲，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的事情等着你呢？
你真的思考过什么是孝顺么？
呆在父母身边，按照父母的意愿生活一辈子就是孝顺，这个结论真的是你思考的结果还是你从小听人说起，毫不思考就接受的廉价价值观？

所以真的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吗？
真的有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吗？能够坚定不移的相信自己吗？而不是永远生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靠别人的审美来判断自己。
Keep reading不是为了显示品味，不是为了升学考试，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思维，我不想自己的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情听了就信了，别人灌输了我就当做自己的信仰去奋斗，却从不自行思考过。

中二病时期我们就算再怎样在人群中不起眼，我们心中始终认为自己是某个特别的存在。
虽然心理学中这个叫做——乐观倾向，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比常人更有判断力一些，表哥也曾经和我说过，他说大人们其实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不是他们看起来的那么没用。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觉得自己其实还是特别的，即使在人群中一下子被淹没其实还是特别的，当然了，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只是这种特别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等有一天能够超脱这些廉价的价值观真的有了自己思考的结果，大概可以和自己说，我是特别的。

入乡不随俗则落地不生根

入乡不随俗则落地不生根:

 几天前，有老师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在课程介绍里明明写了课本的要求，但有几个中国学生，把课本全搞错了。他表示不解，怎么会全部弄错？我猜想是不是几个同学，互相打听，结果一人错，大家都跟着错？老师问：为什么大家不去看他写的Syllabus呢？

年轻学生有这种小错，错得搞笑，也有几分可爱。但若长期这样，则值得担忧。遗憾的是，多年之后，很多人行为模式就是这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遇到事情，则马上去找个中国老乡去打听。一不留神就以讹传讹而不自知。这个做法，如果是刚来，语言不好，想尽快了解情况，倒是可以理解。但天长日久，本该落地生根入乡随俗之时，却如遇到了鬼打墙一样在华人圈转来转去，真不是好事。这么做的人，有的是没有自信，走不出去。有的则相反，出于自以为是，认为老美“太傻”，中国人聪明。比如买东西的时候，认为中国人会走捷径，钻空子，找Deal。这话我不知听周围中国老乡说过多少次，但是这样的思维，存在诸多误区。

很多时候，老美并不是傻。他们不算小账算大账。一个小东西，你在满世界找deal的时候，他们多花了一些钱，但是时间省下来，精力省下来，可做其他事情。时间也是钱，找一些Bargain得不偿失，除非你实在无事可做。这种人美国人中也有。但是那种成天搜集折扣券（extreme couponing)的人，在美国属另类，有时候被人暗笑，大家说他们应该“Get a life".  译成现代汉语，是说这人闲得蛋痛。有人说过，美国人是没吃亏就算占了便宜，中国人没占到便宜就觉得吃了亏。

买保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的美国人一直用同一种汽车保险，甚至几代人都用同一家，懒得去换，一年一年随他们去延。中国人每半年一年，则猛打几圈电话，去找最便宜的保险。很多保险公司，新来的客户会享受一些折扣。保险到期，打折失效，又要涨价，到时客户又得满世界去找新保险，多少时间搭了进去。美国人懒得算这个账。大家觉得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花钱少一点也可以，比如Progressive等保险，几乎是你要什么价位都有，但是保险的价值则千差万别。还有，大家觉得贵个百十来块，其实一摊到每个月，根本就不算什么，丝毫不影响生活质量。—— 追求生活质量这才是王道。

但是一些大的采购项目，花时间花精力是一种必需，这时候也不能完全依靠老乡圈自作聪明的智慧。真正精通行情的应该是本地人。如果你去南京，想去找当地的风味小吃，你是问甘肃同乡会的老乡更可靠呢，还是问本地老南京更可靠？我想很多时候大家会选择后者。可是到了国外，怎么就开始犯晕，什么事情跑去问老乡？如果是找中餐馆，当然找老乡最合适。但是其他好多事情，也千篇一律找老乡，老乡则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和小得可怜的样本规模，乱出主意。

前几天我的车坏了，空调用不起来，引擎发热，急需买车。我本想去问中国朋友，后来抑制了这种冲动。大家每个人买车，对于颜色、型号、安全、性能各方面的喜好都不一样，有的人买车，上班跑高速，要马力大一些便于加速，有的人比较胖，买车注意车里的空间大小，各个人的情况都大不相同，你问了等于白问。每个人的信用记录、买车时间都不一样，价格、型号、利率等等都在变化，不会有千遍一律的答案。你拿着某人的答案，去跟售车的人去讲，是刻舟求剑，人家多半也觉得你莫名其妙。或许在你坚持下，明着按你的价位卖给你，到了贷款的时候又做起手脚，你在喜洋洋之中被坑了都不知道。

这种事情，去问当地人效率更高。当地人买车卖车的游戏，都已经玩了几代人了，远比来这里还不多久的中国人有经验。另外，这种选择的过程，也是一种实用研究的过程，这一套美国人从小就学过的，他们用起来驾轻就熟。我女儿所上的“强化班”上，就有这种买车的练习，让你先列出相应参数，然后按照自己的优先顺序进行排序，然后对不同车型进行打分。这样下来，班上每个学生的选择可能都不一样，但这也正是生活的实际情形。

我在一开始不知如何下手的时候，也准备采用实用研究的方法。当然我是一个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的路数还不大一样。首先在找”访谈“时，我是通过Facebook（我的多半Facebook朋友是美国人）上发贴，找这种初始的线索，接着张三认识李四，李四认识王五，我用这种滚雪球的采样方法（好像学名是snowball sampling)，居然找到了两个卖车的朋友，在我要买的车的竞争对手车行上班，他们告诉了我车子的进价和售价差异，让我有了点底。

我的图书馆同事，则给我提供了汽车的Consumer Reports, 这相当于写论文的“文献研究“。这种消费者的评价，采样规模应该比当初的Snowball sampling方法更可靠。从这种Consumer reports上，能看到车的各方面参数的排行和比较。

然后就是货比三家去买车了，这里包括如何去做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对卖车人的深入“访谈”，了解对方的行情和底细。这个过程，也包括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参照。比如我老车的Trade-in, 我到一个地方问到了价格，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价格就是一种底线了。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是一业余赛车手，自家卡车、房车、轿车、赛车一共有五辆，他对于买车很有兴趣，甚至跑过去跟我一起还价。他教我如何去找贷款，比如找自己的银行先申请（自己的银行通常都有些打折），然后拿着这个打完折后的利率，再去找车行的贷款，看能否胜过此利率。

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以不会”钻空子”著称的美国人，其实很懂得做事的方法，依照他们的方法，反而能达成比较好的结果。这可能比我们华人圈成天说的找“deal” 更把稳一些。另外，我发觉有些空子钻了也没啥意思。比如我的旧车引擎需维修的灯是亮的，有人建议我去修车铺Trade-in之前找人做个手脚，把灯弄灭，价格会高一些。但是我想这样不大厚道，没有这么去做，车行的人试开了一下，发现了这些毛病。我说我的毛病都是明白着放那里的，我这车没有其他隐藏的毛病。那人说我很诚实，于是按我要求的价格给我的旧车估价了。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未必多典型，但是我想借此告诉其他来到国外的朋友，要想适应环境，最好从“老乡圈”多走出来一些，跟当地人多接触一些。如果大家去华人经常去的“文学城”看一看，就知道这个圈子热衷的，正是本文所提的一些弊病。动不动就是这样那样deal。但是字里行间，我看到的很多是“自作聪明”四个字。不论是买车、买房、移民、升学、求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大家应掌握好的研究方法，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查和决定。可是很多人想省掉这个过程，去找捷径。大家互相“取经”，结果相互雷同。往大里说，酱缸就是这么来的。

再说了，到了异国他乡，本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却成天找华人圈，造个巨大的茧子把自己包起来，跑出来干什么呢？跑到国外，又自绝于所在国的人民，通常也会被他们敬而远之甚至歧视，自己也感到拧巴，这又是何苦呢？

凑份子的蜜月

凑份子的蜜月:

我们小时候，看婚丧嫁娶送礼，常有送重的，比如同时收到三四个脸盆、五六个水瓶、七八条被单，后来一个一个又一个，送入小店全不见。再往后，货币代替实物，大家直接送钱送红包。这都是人情。在含蓄的中国，这人情，大家心里清楚，嘴上不说，羞答答的玫瑰悄悄地开，就好比汉语本身一样 —— 大家知道，汉语里面有“因为...所以“这些词语，也不是总是使用，有时候前后文一连，这种关系就给暗示出来了。这是一种隐性的逻辑关系，但是美国这里常把隐形的、潜藏的东西给显性化，甚至从中找到商机。比如我们说了多年的社会“关系”，以至于“guanxi”都成了一个英语单词，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扎克伯格率先把这种关系，做成了叫“社交网络”的Facebook.现在丫上市了。

美国人的婚丧嫁娶、添丁添口的时候，也有这些人情来往。不过我发现也是给做“显”了。我这个月参加了一次葬礼。这种葬礼，你去礼拜堂或者灵堂去的时候，通常要登记一下姓名。你当然可以送些鲜花到墓地，但越来越多的家庭，是给你发信，让你以纪念死者的名义，把鲜花的钱，捐给某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机构通常在网上都有商务网站，你去输入一下信用卡号码和数额即可。太方便了。

如果是生孩子了，孩子出生之前会做一次baby shower。孩子还没出生，怎么就洗澡了呢？这个shower， 是专门用来收礼的，指的是“礼物”如莲蓬头喷水一样灌下来。通常在这种庆祝会之前，小夫妇会去某个商店，拿着扫描器，看中想要的东西，比如大宝牌二号纸尿布三包、奶瓶一个、奶嘴若干等等，然后系统就为其生成了个baby shower registry名单。亲朋好友，到了商店，查找这对夫妇的名字，打印名单，然后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交情深浅等，按图索骥去买他们所需的物品，到了baby shower时候带过来。这个办法真的很好，一点浪费都没有，另外由于大家能力不一，有的人买贵的，有的人买便宜的，大家压力都不大。婚礼也是这样，小夫妇常常在某个商店或者网站上登记自己的wedding registry, 大家按照他们的需求去买好了。有的是买好了，商家给你邮寄过去。

大部分这种人情交易，现在都在网络上实现。我今天收到一个同事的婚前庆祝会（wedding shower)，上面说小夫妻要去加州某地度蜜月。好家伙，我看这蜜月，是大家出钱让他度了。小的项目，比如早餐，去某地租自行车，坐游轮，门票等，不过二三十元，大家单个都可以支付。而机票、酒店这些大头的费用，他给拆成了小份。比如机票大约1000元，他分成20份，每人可以送他五十元。这家网站，叫“蜜月基金”（honeyfund）。

各位有无感到生不逢时？早早把婚结了，电子商务还没出现，还没这些花样。

还没结婚的呢？亲，你也去淘宝登记一把吧，假如你微薄上一万个粉丝，大家一人出个几块钱，没准把你俩给整到天涯海角三亚三沙。或者呢，你家客厅的灯泡，大家友情赞助一下。让这些友情的小小微光，凑到一起，温暖你的生活 —— 这场景，不由都让我差点要去抒情了。

科学的励志和励志的科学

科学的励志和励志的科学: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7月1日，报纸版标题是《按时交作业的学生何以常穿脏袜子》)
励志类书籍的流行，也许是一个国家全面进入现代化，都市白领变成普遍职业的必然结果吧。我们看今天中国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这类完全不计较文笔，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你怎么“成功”的书籍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种书在文艺青年眼里显然上不了台面，先不说追求所谓成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情怀，就算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人，比如被大学生嘲讽“你的成功还可以复印”的唐骏，又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呢？然而对于普通青年来说，如果能通过读书来了解一些前辈的经验，掌握一点做事的方法，甚至哪怕仅仅获得一种更乐观向上的精神，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收获。读书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些么？
我不是文艺青年，可是如果你非让我在公共场合拿一本《克林顿教我5天成功的秘密》或者《30天迅速拥有超级人脉》，我也会感到极端不好意思。这种强调方法简便易行的励志书一看就不可能有什么学术价值，而且还暗示读者是个贪婪而又懒惰的傻瓜。中国市场的励志书特别喜欢谈“人脉”，讲人脉的书随便就能找到几十本。如果再加上从人脉衍生出来的相关领域，比如关于“谈话的艺术”、“影响力”、乃至“气场”，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在中国，社会关系就是第一生产力。而据大前研一《低智商社会》介绍，日本的励志类畅销书就比较强调“品格”，似乎跟武士道精神一脉相承。世界上最大的励志书生产国当属美国，美国最爱谈的则是“积极正面的思维”，特别讲自尊和自信。
这些励志流派的问题在于它们或者是某个成功人士的个人感悟，或者是某个记者搜集的八卦轶事，甚至某个作家臆想出来的心灵鸡汤 — 它们都不是科学理论。在个人传记里成功人士往往拥有传奇经历和突出个性，在八卦轶事里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会耍嘴皮子，在心灵鸡汤里成功是因为他有正确的价值观是个好人。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些道理是不是可重复和可检验的呢？也许这帮人只不过运气好而已！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励志，只有你的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你的成功才“可以复制”。
所幸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科学的励志书，它们不再依赖名人轶事，而是借助实验和统计。这些书中理论的背后都有严肃的学术论文作为依据，它们是几十年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进步的结果。在科学家看来，乔布斯的个性管理也许根本不值得推广，而扎克伯格的所谓天才霸业，远远比不上一群普通学生在几个月内的整体进步有研究价值。科学家，是励志领域一股拨乱反正的势力。比如著名记者格拉德威尔2005年的Blink（《决断2秒间》）一书曾经被视为新思想的代表，如今在科学家的著作里却经常被当成反面教材引用。
然而即便是科学的励志，也不见得就能一锤定音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对很多问题科学家也不知道答案。但是有一个励志理论最近似乎成熟了，这就是意志力。去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Roy Baumeister和科学记者John Tierney出的这本Willpower（《意志力》），就是对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严谨而又通俗有趣的介绍。这本书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励志”，而且因为它说的就是励志的“志”本身，又是“励志的科学”。
想要知道到底什么品质对成功最重要，科学的办法不是看名人传记，而是进行大规模统计。你要做的很简单，只要把所有可能有用的品质都列举出来，找很多人进行测试，看看每个人都有些什么品质，然后看看哪些人是生活中的成功者。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只要考察那些成功者都有而不成功者又没有的品质，我们就知道决定成功的可能品质是什么了。一项研究对大学生的三十多项品质进行统计，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对学习成绩几乎没有影响 — 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有的人幽默，有的人严肃，这些人学习好坏纯属偶然。真正能左右成绩的只有一个品质：自控。能管住自己该上课的时候就去上课，该写作业写作业，多学习少看电视，这个品质就是学业成功的秘密。统计表明，想要预测一个学生的大学成绩，自控能力甚至是比智商和入学成绩更好的指标。不但大学生如此，在职场上也是自控能力强的人更受欢迎。他们不仅工作干得好，而且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更能从别人角度思考，更不容易出现偏执和抑郁之类的心理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排除智力因素，不管你心目中的成功是个人成就、家庭幸福还是人际关系，决定成功的只有自控。
自控需要意志力。一般人可能认为意志力是一种美德，应该通过教育的方式提升思想的境界来培养。然而实验表明意志力其实是一种生理机能。它就好像人的肌肉一样每次使用都消耗能量，而且用多了会疲惫。在作者Baumeister本人领导的一个著名实验中，作为受试者的学生们被要求事先禁食，全都饿着肚子来到实验室，然后他们被随机地分为三组。学生们以为实验的目的是测试他们的智力。他们的任务是做几何题，而他们不知道这些题其实都是无解的，实验真正测量的是他们愿意在题目上坚持多长时间才放弃。控制组的学生直接做题，他们平均每人坚持了20分钟。而两个实验组学生在做题之前则先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面对刚烤好的巧克力饼干以及一些萝卜。实验人员告诉第一组学生可以随便吃饼干，但是要求第二组学生只能吃萝卜。你可以想象自己在饥饿状态看着热气腾腾的饼干而不能吃是一种什么感觉，你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能只吃萝卜！
第二组学生抵制了饼干的诱惑。然后两组学生都被带去做题，结果饼干组跟控制组一样坚持了20分钟，而萝卜组只坚持了8分钟。唯一的解释是，萝卜组的意志力在抵制饼干的时候被消耗掉了。
所以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你用在这里就没法用在那里。为什么统计表明总能按时交作业的学生反而经常穿脏袜子？为什么每当期末考试之前学生们更容易吸烟，不注意饮食和个人卫生？因为他们的意志力用在学习上了。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用到很多意志力，回家以后就很难再用。双职工夫妇很容易为了小事吵架，因为他们懒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反过来说，如果让他们早点下班，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但是却会更少争吵。
如果意志力消耗能量，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补充能量的办法提高意志力么？事实正是如此。在作者的另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偶然发现如果在实验过程中给受试者喝一点含糖的饮料，比如果汁，他们的意志力就会被增加。而且必须用真正的糖，甜味替代品没用。据此研究者推断人的意志力能量来自血液中的葡萄糖。这一说法在诺贝尔奖得主Daniel Kahneman的新书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也得到了采纳。葡萄糖理论有很多佐证，比如低血糖症患者的意志力就比较弱，研究发现他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和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糖尿病患者血液中有很多葡萄糖，可是他们不能合理运用所以意志力也薄弱，作者形容糖尿病患者就好像一个人守着一大堆柴火却没有火柴一样。更有甚者，有芬兰科学家仅仅通过测量即将被刑满释放的犯人的葡萄糖耐受性，就能以超过80%的准确度预测他们是否会再次犯罪！
这样看来，当一个人没有意志力的时候，我们似乎不应该指责他的“人品”— 正如你不应该指望瘦小的人拿重物，或者让跑累了的人爬楼梯。但这并不是说意志力是完全客观不可控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想办法合理支配这种资源，甚至像锻炼肌肉一样增加意志力的容量。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对意志力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做选择会消耗意志力。在一个实验中受试者面对很多礼物，而每个人只能带走一样。第一组受试者被实验人员不停地问：你要铅笔还是要蜡烛，如果要蜡烛的话你要这种蜡烛还是那种蜡烛，你要这个蜡烛还是要T恤衫，你要黑色T恤衫还是白色的……不停的让他们做选择。而另一组受试者也要对每一个东西评估，比如问他们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价值大不大之类。两个组做的事要消耗同样多的时间。终于选定了礼物之后，两组受试者到另一个房间测试自控能力：把手放到冰水里看能坚持多长时间。结果发现做了很多选择的这一组人，能坚持的时间要少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意志薄弱的时候不愿意做选择。本书提到，商家非常理解这个被称之为“决策疲劳”的原理。买新车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升级配置的选项，而聪明的销售总是让你刚来的时候先对一些花钱少的配置进行选择。等你连续决策到选累了以后，他再向你介绍价格贵或者根本没用的选项，比如要不要来个防锈？而这时候你的意志力已经没办法对抗他的推荐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采取这种先易后难的选择顺序，顾客对购物体验的评价往往还更高。
冒险也需要意志力。统计表明以色列犯人的假释申请总共有35%的批准率，而能不能批准与审核这个申请的法官……什么时候吃饭很有关系。如果这个申请是在法官刚刚吃完早餐或午餐的时候审核的，那么它的批准率是65%，然后随着时间慢慢减弱。等到临近下一顿饭两个小时，法官已经感到饿了的时候，批准率几乎是零。意志薄弱的法官们做出了风险最低的决断。
为什么广告要用美女？因为美女，哪怕仅仅是美女照片，都能降低男人的意志力。善于自控的人可以为长远打算而拒绝短期诱惑，比如他们为了能在一个月以后得到150美元而放弃立即可取的100美元。但是一个实验发现在做这种选择之前如果让受试者看一些名车或者漂亮异性的照片，他们的意志力就会减弱。效果最明显的是美女照片：之前选择等待150美元支票的男性受试者，看完美女照片后很多选择了100美元支票。名车照片只对女性略有影响，而美男照片则几乎没有影响。
除了形成好习惯可以减少意志力消耗，作者提到另一个重要自控手段是自我监视。实验表明仅仅在房间里放一面镜子就能让受试者的自控增加不少。据此作者建议我们把自己经历的每一秒时间，花的每一分钱都上传到专门网站去记账。如果这也不能让你管住自己，你还可让别人来监控。比如你可以把一笔钱交给朋友或者专业网站代管，并宣布如果你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一项任务，比如戒烟，他们就有权把这笔钱捐给慈善组织！
怎样提高意志力？柔日读史，或者看个热血电影？这些传统智慧并没有科学根据。而一些比较现代的鸡汤式建议，比如多想一些高兴的事来获得“正能量”，或者“态度决定一切”之类，本质上都是用自我暗示的办法调节情绪，对提高意志力其实没作用。
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常立志”。意志力是一种通用资源，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做一些日常小事来提高意志力，然后把它用在其它事情上。本书提出一个有效练习办法是做自己不习惯做的事。比如你习惯用右手，你可以有意识地用左手。你还可以强迫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书面语的完整句子，而不得出现俚语、省略语和脏话。在一项实验中有三组学生分别想提高自己的学习，省钱和健身能力，结果通过一段时间内在实验室对着屏幕锻炼注意力来提高意志力，他们不但各自想要提高的能力提高了，而且还顺带提高了其它两个能力。
意志力显然不是人们喜欢自夸的能力。作者感慨，明星们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成功是因为我能控制自己！尽管他们失败的时候有时候会提到自己没有自控好。也许一百年前的人还比较爱讲意志力，现在的人，尤其是美式教育，热衷的是自尊和自信 — 有人统计最近几十年来歌曲中“我”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但高自尊并不导致高成就，事实上那些自尊过度的人往往会发展成自恋。
中国的教育改革家们一天到晚就想着把强调自控的中式教育改成强调自尊的美式教育，这其实是舍己之长用人之短。因为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看中式教育理念行不行的科学办法不是对比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而是考察那些生活在中式家庭传统，又同时在美国上学的孩子。尽管亚裔只占美国人口的4%，亚裔学生却占到斯坦福之类顶级名校的四分之一。亚裔不但比其它族裔有更大比例获得大学文凭，而且他们毕业后的工资也比平均水平高25%。一般人把这个成就归结为亚裔的智商高，但统计表明同样是进入一个科学家之类要求高智商的行业，白人需要的智商是110，而亚裔只需要103。
亚裔靠的是意志力。有实验发现中国小孩从两岁开始就比美国小孩有更强的自控能力。可能是基因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多动症儿童比美国少得多。也可能是传统的问题，因为中国父母更早要求孩子控制大小便。不管是什么，中国文化虽然不怎么擅长科学思维，也不太明白意志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却在意志力的实践上遥遥领先。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优势么？那些全神贯注听讲的小孩，比每隔三分钟就得吃点零食的小孩酷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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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的所有数据和研究结果都来自《意志力》这本书，不要再问我出处了！）
（另外补充说明一下，Blink这本书其实的确是一本好书。有些思想如果Gladwell不说，可能就无法流行开来。而且后来心理学家再写书的时候还非得引用他不可，可能也会感慨怎么让他抢了先吧。这本书的问题是有点把快速思维给神秘化了，这引起了专业选手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