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经典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上帝要派两位天使去毁灭淫乱的索多玛城，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的命运而祈求上帝，上帝答应只要那个城有十个义人就不毁灭它。
何为“义人”？与其用道德词汇来解释，不如理解为显露“异质思维”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特立独行者，或曰“异人”。
六十年来的红色中国就是一座现实的“索多玛城”，中共靠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一将人民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下。所幸的是，虽然经过整风、“反右”、“文革”到秘密警察横行，异人犹存，并且生生不息。丁东主编的这本《风雨同窗：十九桩刻骨铭心的人生往事》中记载的这十九桩事件的主角们就是这个大时代的“异人”的缩影。
这本书的主人公长期生活在红太阳之下的恐怖之中，领袖意志和“集体意识”决定一切，“多说一些与潮流相悖的话”，就会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连出身都成为一个原罪。杨小凯总结说，“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沈睿为何选择“离开这个无法自由呼吸的地方”，远走他乡了。
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大多数人随波逐流跟党走，但从来不乏“特立独行”者，他们或则冷眼旁观，静静观察；或则选择逃离，奔向他国；或则挺身而出，批判时代的怪诞。
顾准一直是红色恐怖的最清醒的观察者，被批斗也不反抗，私下里却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赵一凡则充当了时代记录者的角色，在运动进行时，他悄悄地收集了当时的报纸、大字报。
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名抓捕入狱后，非但不认罪，反而更猛烈抨击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遇罗克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风靡时，写出了《出身论》进行反击；杨小凯在红太阳最烈时发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招致十年牢狱之灾。
自诩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的沈元，或许不会想到他的三位偶像后来也分道扬镳了。郭沫若从学界走进了庙堂，风光一时，却留给后世一个大大的污点，他的儿子郭世英却处“淤泥”中而不染，在被批斗时坠楼而死。沈元也未能逃脱，因才华横溢的“鸣放”被划为“右派”，不堪忍受批斗之累，铤而走险，化装闯进苏联驻中国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未遂，结果被以“叛国投敌”的罪名枪杀。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氏恐怖时代，这一切或许不难理解。但毛氏之后，红色的幽灵并未离去。
当姚锦云不断遭遇“反常识的逻辑”后，最终选择了“到天安门去讲理”。在悔过书中她写道：“希望我的死能引起中国人对中国官僚主义制度的觉醒。”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顶着压力把有“政治问题”的杨小凯引进了武大，后来又力排众议，批准了他赴普林斯顿大学读博，这却成了他的一项“罪名”。
书中另外两位“异人”余易木和李如波也值得一提。当青海省文联决定调余易木为专职作家时，他坚辞不肯，认为“一旦成为作协体制内的人，写遵命文学，就不自由了。”李如波颇有圣人之风，“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他选择了“隐”，与所有人保持距离，落入体制后，选择了逃避。
“特立独行”至今不受体制待见，因言定罪仍然大行其道，好在“异人”未绝，这十九位作者正像他们的“异人”同窗们一样追问。到底是谁造就了这样一个时代？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何蜀记忆中张鲁曾在一次演讲中追问：
“张志新是谁杀的？人们痛心、愤怒、追查！诗人作诗，作家立文。是谁？是‘四人帮’？不错，是他们，但决不只是他们！还有我，还有大家！请问，如果当时张志新在你面前游街示众，你能保证自己不说：‘反革命，该杀！’
“我们常说，官僚主义可恨，封建专制可恶，应该铲除，现在要加上依据，先铲除自己身上的毒素吧！最可怕的敌人是你自己！”
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国门和网络羞答答的开了，自由的阳光更充足了，我们身上的“毒素”也日渐少了。
（原载《财经文摘》2011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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