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身份的民族
文|赵家鹏
腕上三寸处，浮着一圈浅浅的勒痕。穿青人故老相传，这是当年被汉人掳骗捆绑，强迫迁徙所致。对此，李从国深信不疑。文|赵家鹏
李从国当过官，如今经商下海，浮游无阻，却为身份所苦。在他的身份证上，民族一栏标记为苗族，但他却总要向人摆手解释：“我不是苗族，我是穿青人，穿青人第一个博士。”
大多数时候，对方会进一步追问：“穿青人是什么？”在以前，李从国会毫不犹豫地撸起袖子，向人展示臂上勒痕，如今，身体发福，勒痕不再明显，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力越来越弱。
更多的人，则从来不知晓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穿青人”的名字。在大陆官方民族统计中，穿青人被认作汉族。数十年共和国史上，穿青人对这一划定并不认同，但至如今，这个族群依然身份不明，而在民族学界，穿青人这个族群被称为“已识别待定民族”。
没有身份的民族，何以流落至此，追溯因果，要揭开60年前的尘封往事。
隐秘的民族识别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张成坤，就出生在黔西小县织金。幼年穿堂过屋的记忆中，堂屋中的五显神坛总是格外庄重，梳三把头的祖母告诉他，这是穿青人的神。稍大一点，他睹见镇上族人们时常与汉人打架，大家管敌对的汉人叫“穿兰的”。在穿青与穿兰的恩仇往复中，幼年的张成坤对身份有了最初的概念。
在穿青人看来，对自己族群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那时候贵州已经有了对“土人”的记载，而“土人”便是“穿青人”的前身，其源可追自古代“五溪蛮”。进入明清，汉族移民群体的到来，逐渐给了“土人”融合与被了解的机会，那时候，人们称穿青人为“里民子”、“仲家”等等。“穿青”的名号也见于明初，本是他称，有别于当时“穿兰的”汉族人，后来，随着青兰矛盾愈炽，逐渐成为本族自称。
族称由来，类似冠名，整个族群的历史，也散在汉人文献中，扑朔迷离，但数百年来与汉人群体的仇恨却真真切切。在张成坤的记忆中，青兰矛盾直到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终结。1950年元月8日，共产党军队和平解放织金，两年后，土改开始，数百年的民族间问题让位于阶级斗争。
此时的大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建政的共产党许诺民族平等，并决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故在土改户籍登记中，设立了民族统计一栏。正因此，贵州的土改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民族状况，让中共执政者所注目。外来的统治者第一次知道了穿青人的名号，故在当年，贵州大方县的穿青人代表被请至北京参访。邀请民族代表访问北京，是共和国早年民族平等重要手段之一，以此来促进民族间了解。
1950年国庆，正是一名湖南永顺的土家族女青年，在以苗族身份参访北京过程中，对民族身份提出了质疑，拉开了大陆民族识别工作的大幕。
1953年，大陆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于此同时，民族识别工作陆续展开。对贵州穿青人的识别工作，开始于1955年。其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派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费孝通领衔调查，随行的有中央民族学院两教授：语言学家王静如和人类学家宋蜀华。
费孝通一行人于当年3月下旬抵达贵州，随即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学院和有民族识别任务的地区和县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合力组成工作队，开始对穿青人、龙家人和蔡家人三个族群进行民族识别调查。
然而，据80年代成为织金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人的王殿华回忆，费孝通领衔的第一次民族识别调查，对外的名义却是调查山区生产工作。当时，费孝通任队长、李仿尧、王静如任副队长、派遣至毕节地区进行民族调查的工作队，对内的称呼是“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对外却叫做“贵州省山区生产改造工作队”。以此下之，毕节地区派至织金县的工作组对内叫“民族识别工作组”，对外叫“山区生产访问组”，同样的工作组，派至纳雍县的叫做“山区生产调查组”、派至大定县的叫“山区生产改造工作队”，实质相同，名称却各有机巧。
从3月25日在贵阳开会，到8月4日返回贵阳，民族调查工作总共持续了53天，其间，走访了以那架、八步、桂果、牛场、猫场、马场乡以及清镇县沙鹅乡等地，主要内容为调查家谱、参研县志——包括《平远州志》、《安顺府志》、《大定府志》在内的地方史志——以及对穿青老人开展访谈、研究穿青方言“老辈子话”等。
当时，费孝通曾经亲临穿青聚居重镇织金考察，时任织金县民委副主任的彭旭初等人曾全程陪同考察，但在考察过程中，彭旭初并不了解考查内容是民族识别。直到考察结束后的8月24日，民族识别工作队在贵阳召开了工作总结会，那一天，彭旭初才第一次得知调查内容涉及对穿青人民族成份的考察。
一份由费孝通等人内部撰写、名为《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调查报告》的文件，在当日工作总结会上被宣布，其中对穿青人民族成份的结论是：“穿青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
这份报告引起了当时在场的穿青人的强烈不满，彭旭初等人向组织表达了反对意见。对于彭旭初等人的意见，当时贵州省民委向彭旭初表示，该报告只是学术报告。与此同时，贵州省民委找到当时民委系统内的穿青人代表，示意他们，该报告并非最后结论，不要公开，也不要广泛传达，汇报仅止于县委政府领导即可，穿青人的民族成份，最重要依靠穿青人的自决。
事实的发展却并非如此。费孝通等人返京后不久，该报告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下发至省一级，形成政策。然而，彭旭初等人却并不知晓，直到80年代初，第二次民族识别潮起，毕节地区民委主任等人与参与民族识别的穿青人才第一次听说这份被秘密封存了近30年的报告。
近30年中，穿青人虽然还是保留着少数民族的待遇，但是待遇日渐弱化，从土改时期，享受少数民族特殊照顾，到80年代初，只剩下考学加分照顾，在族称方面，原先使用更多的自称“青族”，也逐渐变化为“穿青人”，称人不称族，渐成省内传统。
当初反对费孝通等人调查结论的彭旭初等人，因坚持穿青人民族成份为独立少数民族，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理由是，彭旭初等人“想把穿青人列为少数民族，成立自治县，想当县长。”
自己识别自己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第一次民族识别近30年之后，已经成为织金县宣传部长的张成坤忽然感到，春天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邓小平在论述“我国民族关系的新阶段”时，提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至此，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工作思路彻底扭转，诸多因历史原因识别不充分或未识别民族开始要求重新进行民族识别。
于是，当年1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发了（1979）民政字第166号文件《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该文件要求全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转年12月，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贵州省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开始。
当时，由于开展民族识别调查工作量大，人手不足，时任贵州省省委副书记苗春亭给出意见：“要加快民族识别的速度，靠国家民委派人来不现实。同样，各地靠省民委派人解决也是不现实的。有民族识别工作任务的地、州、市、县要组织力量，自己识别自己。这样做，有别人不能代替的两个优点：一是联系实际，二是联系群众。”这样一来，贵州省便定下了“自己识别自己”的方针，要求各个待识别民族所在地政府，成立民族识别办公室，先抽本族有文化的人员，参与调研、收集资料。另外，按照苗春亭的指示，本次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要求不过多纠缠在族源问题上，要把“民族意愿”作为客观存在去调查研究，当作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王家发当时是纳雍县某中学的副校长，在全省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开展后，他被纳雍县民委抽调进新组建的民族识别办公室，与他同时进入该县办公室的还有黄礼明与郭桂森，黄礼明是政府工作人员，郭桂森则来自乡镇企业，办公室的主任是时任纳雍县民委主任的郭振勇。纳雍王家发三人之外，穿青人聚集较多的织金，有张成坤、李发春等人参与，大方县的代表则是刘发达、张瑞林等人。
整个地县民族识别组织工作最迟至1982年已基本完成，各县的民族识别工作组，依族别不同合并至一起，依地区而分别驻扎下来了。如，穿青组在织金，里民组在安顺，龙家组在大方等，各组分别开展工作。当时，穿青识别组的组长是张成坤、副组长是王家发。
据王家发回忆，当时主要的工作室走访各地、收集材料。1982年，时任省民委民族识别办公室主任的龙明耀，带领穿青等数个工作组赴湖北、江西等地考察，对照家谱，同时组织湖北、江西等地学者专家座谈。张发坤曾与王家发同赴江西，那时井冈山已经飘起大雪，两人在招待所中，翻着材料，竟不觉困倦。
赴江西时，张发坤等人带了穿青八大姓家谱，前去对照。然而，在江西五地九县走访后，他们发现，从家谱来看，竟然无一个姓氏能够对得上号联得上宗，甚至连祖籍地址亦有时代出入。
此外，他们查阅了上述五地九县逾20部地方史志，仍为发现有江西移民填贵州的记载，同时，在语言与民俗信仰方面，江西方言大异穿青土话，而江西地方普遍崇奉的许真君，亦同穿青人信仰的五显神不同，甚至于江西大多地方将五显神是为淫邪之神。
在江西调查后，穿青识别组在此前各组分别工作的基础上，撰写了初步的穿青人自我识别材料讨论稿。1983年3月，该讨论稿在毕节地区西片区第二次民族识别工作汇报会上公开汇报。有此基础后，省民委民族识别办公室决定将各组集中至安顺，进一步补充调查，并筹备学术讨论会。
于是，1983年4月，各组人马集中至安顺红杉宾馆，开始了近一年的合并办公。
在这一年中，人员更迭，黄礼明、郭桂森等人先后离开，王兴贵、郭太华等人补充进入穿青识别组。值得一提的是，王兴贵并非穿青人而是布依族，当时他作为政府办公室主任，在民族调查中发现穿青人某些特征跟布依族很像，曾经建议穿青人认同至布依族，但被穿青组其他同事拒绝。寻求成为单一民族，是当时穿青人的企望。
安顺集中之后，查资料与走访继续进行。鉴于，50年代第一次民族识别有“重家谱、轻史志”的毛病，此番整理资料，穿青组工作人员，决定大量参研史志，寻找族源。对此，张发坤回忆，当时穿青组先后查证了省内省外约二十余种州志、地方史志，在版本鉴别上，也下了苦功。如《平远州志》，有三个版本，分乾隆本、道光本和光绪本，当时对比三个版本，分别作了详细研究；《大定府志》形成于清朝、《大定县志》成书于民国，两相比照，也颇有所得。史志之外，穿青组工作人员亦开始了对家谱的研究。龙明耀继续带领人员赴湖北、湖南、云南等地调查。在赴云南大理调查过程中，王家发和郭太华发现，家谱中祖先曾在金昌道（现云南大理鹤庆）为官的记载，也全部为附会。
后来，穿青组一干人等梳理穿青人家谱成书时间，发现最早的家谱现于乾隆年间。张成坤等人在遍寻史书后发现，乾隆时期，一改前时政策，开始禁止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试，于是，穿青人为获得考籍，便开始纷纷编纂家谱，将身份附会为江西移民。众人又横向对比了黔东南布依族家谱，发现大多也是江西籍贯，而贵州苗族有家谱的不多，但流源传说依旧附会到江西移民。他们由此断定，贵州少数民族家谱大多经过刻意篡改，不足取信。
这样的结论显然同第一次民族识别费孝通等做出的结论背道而驰。不仅如此，在经过多地考察后，穿青组人等还做出了三个结论：
1、穿青人信仰五显神，供奉五显坛，而五显坛在贵州最早的记载在黔东南，所以，穿青人的五显神信仰应该是从黔东南传来的。
2、穿青人从江西迁来一说，站不住脚，如是在明初因调北征南，从江西迁来的，那么这与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把穿青列为苗蛮的史实矛盾。按照穿青组考察，明代以前，有土人居住在湘黔交界的五溪地区，但湘西南和黔西北的土人汉化都比较早，穿青人应该是汉化较早的土人。
3、穿青人的语言，称为“老辈子话”或“老板腔”，其和黔东南的方言，从发音、声调上是完全相同的。而在黔西，却没有哪一个民族操这种口音。故而，穿青人也不是黔西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分支。
接连做出的结论已经超出了第一次民族识别报告的框架，穿青组在识别过程中也产生了分歧，穿青人应该是算作贵州土著少数民族，还是从江西迁来的汉族移民呢？时任织金县民委主任的王殿华，联络了了各方意见，各方最终还是决定根据本次调查实际，认定穿青人是单一的少数民族。
未竟的民族识别
就在这份准备将穿青人认定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报告撰写过程中，第一次贵州民族识别的领衔者费孝通专程来到贵州，准备听取第二次贵州民族识别工作情况。穿青组工作人员被要求，将目前的识别调查情况，整理成材料，向费孝通汇报。汇报材料的执笔工作落到了张成坤头上。1983年6月，他匆忙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撰写准备向费孝通汇报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问题的识别调查汇报材料》。6月29日，该汇报材料经穿青组工作人员王兴贵、赵林、张瑞林、陈学祥等人讨论并略加修改后，于7月1日定稿并复写了5份。后来，这份报告成为了穿青组撰写重新调查报告的基础。
7月8日，张成坤特地从安顺赶到贵阳，在贵阳省政协新楼会议室，执此材料向费孝通和省委统战部、省民委领导作了汇报。报告根据一年多来所做工作，指出穿青人应为单一少数民族。
听取了汇报后，隔日，费孝通作了《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报告》。据张成坤回忆，费孝通讲话的主旨是劝喻大家，历史上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现在不要再争了。“他以自己作比，说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民族，可能是历史上打倭寇的俍兵后裔。俍兵浑身有毛，而费孝通说自己胸口也生有毛发。”张成坤说道，“但费孝通说，他现在也不要求少数民族待遇了，故而劝我们也放弃要求。”
费孝通的言论，让当时听汇报的穿青人格外不满。不久之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因撰写《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赴贵州调研，遇到穿青人抗议费孝通，他回忆道，当时穿青人对费孝通强烈不满，甚至提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983年7月13日，费孝通携带了2份再次修改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问题的识别调查汇报材料》返京。近半年之后的1984年1月，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决定穿青组由织金、纳雍两县人员，定人分工撰写出《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重新调查报告》。当年9月，针对该报告，民委在贵阳组织了学术讨论会，会后，两县穿青组工作人员继续修改后，准备由省民委上报国家民委。
1985年3月，时任贵州省民委主任熊天贵和民研所所长、民族识别办公室副主任龙明耀等一行人前往北京，带着8公斤重的民族识别材料，赴国家民委汇报。然而，据后来开会回来的人透露，汇报过程并不顺利，尤其是提到穿青人问题，屡次被阻止发言。
事情就此急转直下。熊天贵等人在国家民委汇报后，国家民委出面要求停止继续识别，认定“穿青人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当时，国家民委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国家的民族问题，在50年代，已基本解决。更改民族成分的工作，已基本完成。
于是，熊天贵从北京返回后，便亲自找到穿青人代表，织金张成坤、纳雍王家发与大方刘发达等人，传达国家民委精神，同时劝慰三人，把民族识别工作停止下来。随后，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等人来到贵州，传达国家民委精神。此时，国家民委对穿青人问题的报告亦已下发至贵州，报告的结论，重复了50年代的结论，认定“穿青人是汉人，不是单一少数民族”。
三年来的工作一朝被推翻，穿青人内部意见忽起。农村穿青聚居区，开始自发组织游行，亦有穿青人群体，准备串联去北京上访，一时间，社会稳定因民族问题而生波澜。
更火上浇油的是，1986年2月1日，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居民身份证使用民族文字和民族成份填写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居民身份证民族项，应按照国家认定的民族名称填写全称。其中，特别说明，对已定汉族（如穿青人）而本人有意见，仍应填写为“汉族”。这样的规定，激起了贵州当地穿青人更强烈的不满。
鉴于此，1986年4月24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针对贵州省内待识别民族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办公会议，专门听取贵州省民委汇报工作。此次会后，形成了《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1986）29号文件，其中明确决定，在穿青、蔡家等8个集团的民族成份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即：凡己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份时原来怎么填写仍然怎么填写。”与此同时，贵州省决定对上述公安部和国家民委下发的通知不传达、不下发。
转年5月，贵州省内为落实贵州省86年作出的决定，在当年开展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发放过程中，由贵州省公安厅和贵州省民委下发《关于填写居民身份证民族成份等问题的几项规定》，其中特别强调“对国家尚未正式认定为少数民族，解放后一直未填报为汉族的，其民族成份过去怎么填写，现在仍怎么填写。如‘穿青’应填写为‘穿青人’。”在处理民族识别问题上，贵州省踏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然而，民族识别至此已经落幕。1986年5月1日，国家民委党组向习仲勋并中央书记处报告，“我国民族识别的任务在五十年代己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份的问题，现已基本解决。”其中，针对待定民族识别问题，亦提出了处理原则，如“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尽可能地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至此，穿青人寻求单一的少数民族的努力，宣告失败，《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重新调查报告》等资料，仅作为史料存档，被束之高阁。
认同的歧路
结束了民族识别工作后，王家发没有回到学校，而是留在了政府部门工作，负责《纳雍县志》的撰写。县志甫成，他便退休告老，而当年与他一同参与民族识别的张成坤、王殿华等，也纷纷退休回家，轰轰烈烈一时的穿青人民族识别渐归沉寂。身份待定的民族依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徘徊。这种暧昧的沉默于2003年被打破。当年5月，正值第二代身份证发放前夕，公安部提出穿青人民族成份应填写为“汉族”，并在一开始并没有在身份系统中添加穿青人的民族代码。这样的构想，在穿青人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民间穿青人群体又自发到省民委上访，认为公安部的做法涉及“强迫同化”，而穿青人代表通过织金县民委向贵州省民委亦表达了不满，更大型的上访亦在酝酿中。得知此事，贵州省民委迅速联合贵州省公安厅将问题反映至国家民委，并上达至国务院。
最终，事情依照86年惯例，依旧保持族称不变。于是，当年8月28日，公安部向贵州省发出公治（2003）118号文件《关于对贵州省革家人和穿青人居民身份证民族项目内容填写问题的批复》，其中说明“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对你省革家人、穿青人按照‘凡已按照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份时原来怎么填写仍怎么填写’的原则，在办理居民身份证时，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可填写为‘革家人’、‘穿青人’。”
尽管如此，穿青人走出省外，依旧面临着身份尴尬。穿青人李发春的孩子，考至重庆某校上学，赴校报到后，学校却以56个民族中没有穿青人一族为由，不承认穿青人民族身份，要求孩子改变族称。李发春一家不愿改易，便拿出公安部通知与学校对簿公堂。这并非个案，据张成坤介绍，穿青孩子报考时，民族身份选择确是难题，有的填成汉族，从此便难以恢复。除此之外，在第二代身份证普及前，年轻的穿青人出外打工，需要办理临时身份证，也需要填报为汉族。年轻人的身份流失，以及近年来，公安部门人口统计中莫名消失的穿青人口数字，让穿青老人们倍感心焦。
2007年，另一件涉及到穿青人民族身份的大事，再次震动心焦的穿青老人，张成坤、王家发、王殿华等人再次出山，诸多穿青代表甚至连署签名，抗议不止。
事情缘起2007年10月9日，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局向各县市民族局下发了一份《关于做好我区未识别民族人口核查及未识别民族认同调查工作的通知》，要求以“穿青人”为首的3个未识别民族，如需认同其他某一民族，需尽快提报地区民族局，以便上报地委、行署。
该通知下达后，织金、纳雍、清镇、大方等地分别组织穿青代表召开了座谈会。其中，纳雍在10月17日召开座谈会，经讨论，倾向认同至土家族；织金于10月17日与24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也统一了意见，从族源、习俗、语言方面考虑，希望认同至土家族；清镇也表示要认同土家族；唯大方决定认同彝族。
从过去历史来看，未识别民族如选择民族认同之路，一般热衷于选择本省或地区内没有的民族。这样的做法，从政治待遇的角度讲，是最优选择。
此时，穿青人对于成为单一少数民族已经不抱希望，更多的穿青代表，开始谋求走民族认同的道路。占到穿青人口近80%的织金、纳雍两县穿青代表，经考证研究，从四方面上认为穿青人与土家族类同：1、古代民族名称相同，自明代以来的贵州地方志书把穿青人和土家族都称为“土人”；2、清代以前服饰极为相似，均为滚花边的大袖青衣；3、宗教信仰相近，土家族祭五猖、穿青人祭五显，两者异名实一，且祭祀表演的傩戏极为相似；4、现实残存的语言痕迹相同，音韵变化皆以f变h，ian变ie，如把“房子”念作“黄子”、“盐巴”念作“叶巴”等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据王殿华回忆，《穿青人问题研究》的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来织金考察时，王殿华曾与其攀谈家谱，结果发现，来自重庆土家族的杨然的家谱，居然能够和织金以那架穿青人杨家的家谱连上亲支，穿青人与土家族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织金与纳雍两县的意见上达至毕节地区，却被搁置不理，并没有再向上传达。与此同时，毕节行署派下了一个副专员赴织金、纳雍两县，引导众人统一意见、学习大方县，认同至彝族。按照张成坤、王家发、王殿华等人的说法，这是因为，毕节地区彝族人数最多，而当地主政领导亦多为彝族。对此，原织金县人大主任陈宏枢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毕节地委曾有某彝族副书记给其做工作，希望引导穿青人认同彝族，但没有做通。
穿青代表们对这个建议并不满意，他们认为穿青人是东边来的，彝族是西边来的，在水西地区，共同生活了几百年，相互不同，从来没有融合至一起，不应该归为一族。针对穿青人的意见，毕节地区专门组织了学者撰写相关材料，从历史角度考证，穿青人或属于“青彝”一支。据陈宏枢介绍，希望穿青人认同彝族，并非朝夕之思，早在第一次民族识别时，毕节地区即有官员主张穿青人应认同至彝族，只不过当时费孝通定为汉族成份，此事才作罢。
为了反抗毕节地区对于上报材料的“留中不发”以及在学术层面对穿青人民族归属的认定，穿青代表曾上访至省民委，但是省民委彝族的一黄姓副主任给出的答复与毕节地区如出一辙：穿青人内部意见不统一。对穿青人问题，《凤凰周刊》记者曾致电贵州省民委政法处，对方的回答是：该问题比较敏感。
上告无门，穿青人却并未罢休，由时任省人大某穿青籍官员出面，联络贵州省土家学会，专门开了一次民间座谈会。贵州省土家学会副会长陈国安后来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时土家学会的态度是，欢迎穿青人认同土家族，但希望穿青人注意政策把握。陈国安在80年代曾跟随省民委领导考察过穿青人问题，在他看来，穿青人身份确实尴尬，本民族不认同汉族，周边少数民族不认同她，当地汉族也不认同她。而这一次民族认同，又牵扯到毕节地区彝族、回族和苗族的人口比例问题，故而政策性很强，困难也较大。
尽管困难如陈国安所言，但土家学会的正面反应，还是给了穿青人以动力。此后，各地穿青人又分别开会，研究认同至土家族问题。2008年3月28日，纳雍穿青人代表组成纳雍县穿青人民族认同组委会，并以组委会名义召开了一次民族认同会议，探讨认同土家族事宜。开会当日，王家发的父亲病重在乡里，王家发因会议重要，无力顾及。却没想到，开会邻近结束时，接到电话，乡下父亲刚刚去世。父死而不待，这位为民族身份奔波半生的老人饮下毕生之憾。
认同的歧路，道阻且长。身份悬疑下，穿青人的民族习俗也在汉化与城镇化中一点点消亡。目前，除黔西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穿青传统服饰、头饰与土音外，更多地方的穿青人已经与汉族看起来外表无异，然而内在的民族意愿，却犹如顽石般经时间砥砺，犹未丧失。
没有身份的民族该何去何从？2006年，杨然在他的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的最后写道：“在穿青人中心地区，人们的普遍反映是‘穿青’这个名字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在自己身上改名称了，至于国家的照顾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和信息十分发达的历史环境中，如何解决穿青等族群的问题，消除他们中间的消极和抵抗情绪，共建和谐社会，是应当正视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防堵，不是逃避，而是加强协商，积极疏导。”
原文刊于《凤凰周刊》2012年第9期、总第4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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