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与拉皮尔

懒人与拉皮尔:
吐槽：文是一周前写的，现在快要开始这个话题的研究，前景不容乐观。Bless Me~
几乎每一次网络抗争后，都有观点认为，线上抵抗完全是一场自我感觉良好的视觉轰炸，充满着投机客的狡黠，跟风客的无聊和理中客的口水。待真正的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临阵退缩和明哲保身依然是主流。这在某些评论家眼中被称作懒人行动主义。
南周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在线舆论，又把围绕懒人行动主义的论争推到了风口浪尖。恐怕很多人也已经观察到，中国当前无果的抗争，不断的妥协与频发的闹剧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倦怠感和失落感，所以支持这一论断的人数似乎有上升的趋势，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观点阵营。然而，单纯讥笑这个阵营的人犬儒是站不住脚的，用“承认现实不代表抛弃理想”的道德高点来反驳也是无力的，我们的考察必须回到懒人主义本身。
由于未来研究可能与之有关，我分析了现有文献所揭示的情况。总的来说，在非学术文献上，批判懒人行动主义，怀疑在线行动效果和意义的占多数。值得一提的是，格拉德威尔当年那篇被分享四万多次的《小改变》堪称范式订立事件，尽管原文的争议极大，但往后与懒人主义相关的文章几乎全都沿袭了这样一种批判的基调，致力于让人们意识到线上抗争的虚伪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学术研究则证明，线上参与程度越高的人，线下参与频率也越高，所谓懒人行动主义并不负面，根本就是理论家们的虚构。还有文献进一步证明参与的漫延效应，也就是说在因果关系上，个体的线上参与确实会激发线下的参与，而且这一点在政治参与角度上特别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学术和学术文献结论的偏离现象呢？第一种原因可能因为涉及到大众传播问题时，作者都想显得自己眼光独到。在客观事实暂时未显山露水时，立场的选择是有较大自由度的。而当整个观念体系都是激赏数字行动的积极力量时，只要不对现有的底线价值观进行冲撞，反潮流的解读必定能吸引更多目光，带来更多资本。第二种原因则可能完全出于“交流的无奈”。其实双方都是对的，一个强调的是在线参与和线下参与存在较大不一致，而另一方则认为，虽然不一致存在，但前者确实可以或多或少激励后者。
即使不一致的结果确定了，原因也可能有很多。网络抗争事件中出现的种种妥协，不一定用懒人行动主义去解读。这里仅引用一个例子。1930年，心理学家拉皮尔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实验。他与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一起旅行，沿途造访当时对中国人还有很强偏见的美国宾馆和餐厅，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场所都给予了他们非常热心的接待。然而又同样是这些场所，在事后接受匿名问卷调查时，九成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欢迎中国人。拉皮尔由此发现了表述与行为间的不一致，或者说假设情景与实际情景的不一致。
在拉皮尔的实验中，结果呈现一种正面效应，也就是偏见在实际行为中降低甚至消失了。当然还有负面效应，比如大多数人都会声称不同性别，民族和地区间的人生来平等，但是各种偏见在实际生活中比比皆是。在遭遇到特定的情境时，人们的行为有着更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甚至连当事人自己有时都会感到吃惊：我居然会说/做出这样的话语/行为。
拉皮尔实验中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和懒人行动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的问题在于人们不能准确地判断情境对自己产生的真实影响，其不一致是无意间造成的，但后者的不一致则是经过理性考量的，主体对自己在不同平台上的表现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越涉及自己饭碗和形象等核心利益的事件，越表现出参与上的冷漠。目前来看，并没有充足证据表明中国互联网上的不一致都是懒人行动主义的表现。
所以，懒人行动主义究竟存在与否依然非常不清晰。现在一来需要探究类似于拉皮尔实验的现象是否存在，二来需要比较这种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是否有显著的国别差异。比如是否在威权主义国家，不一致的程度要高于一般民主国家，以及哪些因素可能导致这样一种不一致。
关于懒人行动主义的争论需要建立起码的共识，否则它将和很多大是大非的辩论一样，变成一种低级的刺激-反应循环，一种权力恶行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