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儒家的命运

http://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lndjt/wqhg/200704020641.htm

　“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十三期于4月1日（星期日）19:30—21:30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主题为儒家的历史命运，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秦晖，1953年生，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问题与主义》、《传统十论》、《实践自由》、《变革之道》、《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等著作。

　　秦晖：谢谢大家。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儒家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儒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我要用很短的一个时间，涉及到儒家的原初、历史和现状，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今天的演讲， 恐怕只能把我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以观点的形式直接讲出来，一些具体的论证过程就不在这里做详细介绍了。但是这不要紧，我讲完之后，双向交流过程中大 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有什么质疑的，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互动。

　　原初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到底他们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呢？进入到秦之后，儒家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我把它叫做从“焚书坑儒”到“儒表法里”。第三个问题，我要讲从“引西救儒”到“西儒对立”。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一个话题，儒家是不是可能获得兴盛？

　　第一个问题，原初儒家主张什么呢？儒家最早受到 官方提倡的汉代，当时就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儒学的宗师到底是谁？现在大家都认为孔子是儒学的第一号宗师，可是孔子本人，乃至先秦时代的这些儒家，他们一般 来说没有把孔子当做圣人，而他们心中是有一个圣人的，这个圣人是“周公”。整个先秦儒学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他们的理想是三代，而所谓三代主要是 西周。西周那一套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周公奠定的。因此，不管周公在历史上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详考了，我们不知道儒家讲的那些东西，到底有 哪些是由周公真正开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先秦儒家表述的那一整套价值体系，它是挂在周制的这样一个框架下论述的。因此，我们谈到儒家就不能不谈周制，尤 其是在东汉，古文经学兴起，曾经有一度周公的地位更高，尤其是周礼成为三礼之首。

　　后来孔子的地位重新被抬高，很高，应该说已经到了 宋明理学时代，本来意义上的儒学，它是以宣传三代，或者是宣传西周那些理想作为主要的内容，而以这些理想，当时被认为是奠基者周公作为尊崇的对象。我们知 道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儒家不断在讲，说是周如何如何的伟大，大家知道孔子有一次讲先秦不好，其中就提到说他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其他儒家不 断地讲，所谓的三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代”为盛世，为圣治；周公为极 盛，为至圣。此后则求“小康”而不可得，而如今则是“礼崩乐坏”。这是儒家主流的看法。后世人认为这是体现了儒家的批判精神，先秦儒家是不怎么歌功颂德 的，到了以后才学会了歌功颂德。先秦时代的儒家精神可以说是非常不满于现状，那么这种不满于现状，褒奖它的人认为是一种社会批判精神，贬低它的人认为儒家 是历史倒退。

　　大家知道，改革前批儒一顶最大的帽子就是儒家主张历史倒退，说他们整天埋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五四的时候鲁迅先生创 造了一个文学形象，叫做“九斤老太”，整天埋怨现在，什么都不如前。当然鲁迅先生是以此来意指儒学的传统了。不管说它这是历史倒退论也好，说它是社会批判 精神也好，总之古儒是一群不满现状的人，我这里说的是古儒。

　　孔子号称是“述而不作”，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不太准确，其实孔子当 然是述了很多，他培养了很多学生，他是一个大教育家，但是孔子的文字贡献应该说也是相当大，不过他的贡献主要不是著作，而是整理周代的典籍。在这里我要 说，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的确认为古儒的贡献就是发扬光大西周的文明，那个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孔子自己到底讲了一些什么。

　　刚才很多先 生都问我最近非常火爆的于丹关于《论语》的解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其实我说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是不是准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论语》在 儒家体系中是不是有那么高的地位。在宋明理学兴起前，人们基本上提到的就是六经，当前传统的儒学当然认为孔子讲的话也很好，从司马迁的《儒林列传》中说到 孔子的贡献，根本没有提到《论语》。他说孔子的这些整理，其“辞微而指博”，也就是说孔子本人并不做什么论述，他是通过对西周典籍的整理，在字里行间体现 他的价值追求。

　　因此，我们说古儒他追求什么呢？我这里倒不是说《论语》这部书就没有它的价值，这部书讲了很多人生的哲理，而且有很 多，不管是什么家都是适用的，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但是作为古儒时代的特点，作为古儒那一套价值观与别人不同的，我这里要强调我们看任何一个学 派，都主张要看它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是不是儒家的特点，恐怕就很难说了。那么儒家它的古儒经典就是“六 经”，现在六经看到的原本，不管和西周的东西有多大的距离，至少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孔子的原著，而是孔子整理的西周典籍。因此古儒实际上是在一个 礼崩乐坏的时代，努力复兴西周价值的这样一个学派。离开了对西周这一套的分析，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古儒的。

　　西周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 样的社会？应该说以前我们的历史，对西周社会有很多争论，有人说它是奴隶社会，有人说它是封建社会，有人说它是氏族社会晚期，但是这些争论更多是以一种以 论带史，将西周的事实往现成的理论里套，我就不想涉及这些东西。那么西周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一个基本的特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社会组织带有很浓 的血亲的性质。孟子有一句话，说理想的社会就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服从我们的家长，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好了。 《左传》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是当时社会组织的一个概括，不管是诸侯国或者是其他的，那就是“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因此西周是带有很浓厚血亲色 彩的族群社会，后来由于社会理论的需要，对这个族群有很多分类，什么氏族、宗族、大家族等等，但是我说这是一种血缘纽带的结合，这种宗族中存在着一种不同 于陌生人社会亲情，同时又存在着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长幼、嫡庶序列。

　　但是这种不平等，或者说这种尊卑，它不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是熟人社会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毫无疑问不能离开离开血亲组织的亲情，那么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大的社会结构呢？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周天子，但是我们要知 道那个时候的周天子和秦始皇是完全不同的。周天子他下面不是官僚，秦以后有了官僚，但是在西周这个时代，周天子他直接控制的只是周族的这样一个势力，然后 他把周族的一些子弟，乃至于周族结盟的一些，我们称之为友好的氏族的一些人，分封到各地，然后他们又按照这个原则继续进行分封，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周天子、 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这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放大。这种等级关系，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家族，辈 分、长幼、嫡庶系列，这个意义上周天子的确是受到尊崇，但是这种尊崇主要是伦理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科层组织上的最高首长，这跟秦以后是完全不同的。

　 　怎么理解呢？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子弟”是必须尊崇“家父”，不能摆脱家父的束缚，就这一点来讲，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这些观念，那个时候 不适用。但是家长对子弟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家长不能任意任免、解雇子弟，这一点跟现在的上下级关系不一样，现在我们的首长是可以任免下属，企业的老板可 以雇佣或者辞退员工，但是父亲能解雇儿子吗？这种纽带你摆脱不了，对双方来说都是摆脱不掉的。也就是说，子弟就是子弟，他对于家父是有依附关系的，不是平 等关系，但是他不是下属部门，更不是奴仆，这是一种亲缘关系。

　　在亲缘之外，当时也有非亲缘的熟人圈，我们把这个圈子叫做“小共同 体”。所谓小共同体，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互相认识的，他们不是陌生人，他们都是熟人。由于是熟人，由于他们长期要呆在一起，不断地打交道，因此就带有熟人社 会的一些特征，我把它称之为“拟亲缘特征”，虽然他们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他们有一种拟亲缘的依附关系。人们处得久了，会有情感纽带，这跟陌生人不一样，如 果抛开情感因素，仅仅从经济人的理性关系来说，熟人关系跟陌生人关系也不一样。在经济学上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信息对称，就是我们是熟人，路遥 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彼此都比较了解，而且我们要长期地打交道，而不是一锤子买卖，人一走茶就凉，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长期打交道就是所谓的反复博弈，你 当然就不能一锤子买卖。这和社会扩大了以后不一样，社会扩大了以后我们不认识，都是陌生人，县太爷就不可能认识我，但是我的父母当然是认识我的，我的直接 的小领主也是认识我的。

　　因此，那个时候除了家属、家族之间的关系外，还盛行一种恩主和门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具有直接交往的依附关 系。说的不好听一点，也就是主奴关系，但是这种主奴关系，因为它是一种长期的依附，所以它是带有某种情感纽带的，或者说是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很难像后世 的官僚那样。

　　我们知道后世的官僚，官僚是腐败的，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而且有些官僚管辖很大，和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直接 的认识，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恩、誓为知己者死等，在陌生人层面是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恩主和门客是有这样的依附关系，所以当时有所谓的良禽择木而 栖。那个时代，这种所谓的侠客伦理，什么叫做侠客伦理呢，就是你对我有恩，我就要报答，所谓知遇和报恩之间的伦理很发达。我们知道这种伦理它只能建立在熟 人社会，聂政、豫让、要离、专诸乃至荆轲，均为报恩主知遇而刺国家显贵。

　　大家都知道一个豫让的故事，这个人也被后世奉为有德者之 一，他们往往都是为了报答小共同体中的恩主而去刺杀国家的显贵。那么为什么要去刺杀呢？原因就是据说这个恩主对他们的确有他们所理解的大恩。比如说大家都 知道豫让的故事，豫让付出极大的牺牲谋杀赵相子，有一次赵相子抓住了他，说你不是只有一个主人，这之前你还投奔过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都被智伯杀害了，为 什么你现在这么做呢？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对 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

　　这样的一种关系，它在熟人圈中的确容易形成，但是在陌生人中就比较难形成。这样的一种 社会结构，我们知道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亲亲高于尊尊，也就是说熟人之间，小共同体内部的这种关系，高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孟子说“爱有差等”， 他非常反感墨子的主张，孟子是主张爱有差等，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家长，都有我们的亲人。至于我们的家长，他自己又有家长，我们的主 人又有主人，主人的主任的主人，一直到周天子，但是周天子和我没有关系，诸侯和我也没有关系，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我的主人。我们知道，这是封建社会的，我这 里讲的封建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就是古汉语中的封建，欧洲中世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状况。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有两句话，一句是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还有一句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周天子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诸侯要尊重周天子，诸侯也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卿大夫要尊重诸侯。后世很难理解孔子说的“尊王”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孔子是非常不满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不把周天子 放在眼里，可是后来有人说孔子的“尊王”是假的，为什么呢？明治维新时期，很多日本学者曾经骂孔子，说孔子不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说你看，孔子周游列 国，他就没有忠于那一个国家，他不忠于诸侯嘛，谁愿意用他，他就到哪里去。那么，他忠不忠于周天子呢？那些人也说他不忠于周天子，他周游列国，到了离周天 子很近的地方，为什么就不去朝见周天子，而去见诸侯？

　　其实，我觉得你要了解当时所谓“尊王”是什么意思，就会知道孔子这样做是很自 然的。孔子当时主张的就是诸侯不尊王，陪臣不尊重诸侯，乃至一般的老百姓不尊他们自己的家长，至于你不是诸侯，实际上你是没有尊王的义务，孔子本人不是诸 侯，甚至也不是卿大夫，所以用不着去朝拜周天子。但是诸侯不朝拜周天子，受到他的强烈批评，陪臣不尊诸侯，也受到他的强烈批评，但是他自己不是陪臣，所以 他自己可以没有诸侯这样的义务。因此孔子的“尊王”，和我们后世秦以后讲的忠君爱国，完全不是一回事。

　　正因为这样，所以先秦的这些 儒者，他们都有很多言论，说孝比忠更重要，我可以为父亲而得罪皇上，绝不能因为皇上而得罪父亲，“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齐国的国王曾经问一个儒者，说 皇上和父亲哪一个更重要，这个儒者回答父亲更重要。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子，我如果战死了，就没有人对我父 亲尽孝了，所以我不能为国战死。孔子说这个人道德高尚，然后他向鲁君推荐，说你看这么道德高尚的人不重用，你重用谁啊？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在小共同体的本位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方面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伍子胥，大家知道伍子胥的父亲被国王杀害了，伍子胥为了报父仇，甚至可以引 进敌国的军队，把自己的祖国给灭掉，楚平王已经死了，还挖出来掘墓鞭尸。但是伍子胥在那个年代被公认是贤人，没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应该，而且很多儒者把伍 子胥当做是有德者。像这样的现象，在当时那个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这种价值，也的确可以维系当时的社会。我不尊重周天子，只要诸 侯尊重周天子，这没有什么关系，周天子他也指挥不动我，周天子也不可能任免诸侯，大家知道诸侯要尊重周天子，但是诸侯并不是官僚，诸侯并不是周天子能够任 免的，诸侯是世袭的，这就相当于父亲不能任免儿子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传统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关于性善论，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有无数的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老实说根本不是一个从逻辑和经 验上能够讨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举例子，这个社会上性善、性恶的人都有，比如有人说有雷锋同志，那性恶论是错的，还有人说有王宝森，那性善论也是错的。 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社会一定有性善的也有性恶的，但是把古儒的性善论，放在那个小共同体血缘亲情中理解，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人是不是与人为善 呢？陌生人很难说，但是亲人中间，甚至你不能说是一种人性，连动物都是这样，虎毒不食子嘛，这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谈 性善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既然你假定是性善，那么你当然就会相信教化的重要，人都是会学好的，相信伦理的重要，相信我可以推荐好人， 所谓荐贤制。而且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小共同体中的评价，也就是说你所在的熟人社会对你的评价，这就是儒家经常讲的乡举里选。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你在 村子里，在你所在的这个熟人圈子里有没有德望，有没有人缘，是不是德高望重，这一点很重要。后世就不一样，比如说科举考试，完全就不考虑这些，那就只要是 文章写得好就行，至于你在当地是不是德高望重，乡举里选已经没有了。在一个大国家内，我们说凭道德取人很难，但是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 因此，性善论、教化论、乡举里选等，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它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第三，那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应。这里我要说儒 家没有平等的观念，但是儒家说的那种上下、尊卑是和责任对应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儿子要尊重父亲，但是父亲一般来说对儿子都是有责任的，有养育之 恩。老实说，即使是现代社会也是这样。那么这种权责对应，我们知道在陌生人社会中，它是很难仅仅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在熟人社会中，尤其是在亲人中，往往 血缘亲情就可以保证权责对应，而不需要特别设置制度约束。比如像现在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国家需要民主？为什么国家需要宪政？那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你无法保 证统治者滥用权力，无法保证统治者不负责任。但是，我要说，即使是盛行宪政民主理念的西方，大概也没有谁会主张在一个家庭内部，父亲要靠民主选举产生，或 者在家里要搞三权分立，西方也是没有的。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如果共同体足够小，亲情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大了就不行，陌生人社会那就不行。可是在小共同体 中，不需要制度约束，这个亲情、伦理可以解决问题。

　　儒家所设想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父权负责的统一体，父亲有权利，但是 也有责任，就是我说的父亲不能开除儿子，父亲就是要养儿子，你对子弟负有责任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儒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一 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权，但是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从权责对应原则中，可以推出来那就是你不尽责，你 的权力就没有合法性，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说得简单一点，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我前面说的豫让那句话，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那个时候 人们说尊君，尊重自己的主人，是以主人尽责任为前提，如果你不尽责任，我没有什么理由要尊重你。因此古儒就有我们所谓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但是有没有坏父亲呢？当然有，但是毕竟比较少，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爱子女的，把子女当做奴隶来买卖的，这种有，但是的确比较少。可是到了陌生人社 会，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儒家反反复复的说，君要向父亲学习，臣要向儿子学习，君臣应该向父子学习，但是这只是应该而已。儒家自己也知道这往往是做不到 的，做不到怎么办？他们当时没有设想出一种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的做法，但是他们设想就是做不到我就不承认你。不过如果这种做法真要实行，这个社会不容易稳 定，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不停的造反嘛，出现一个坏皇帝，我们就造一次反，这个社会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后来的民主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安排， 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制度的约束，建立权责对应。

　　我们可以说儒家从周，孔子述而不作，毕生精力用以整理周籍，这体现了儒家与周制的密切 关系。但是在西周并没有儒家，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价值、一种规则普遍的被认为是常识时，人们不需要为它进行论证和辩护，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 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讨论人为什么要吃饭，我想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有神经病，这根本不用讲，谁都知道人是要吃饭的。在族群社会比较稳定的时候，人们都习以为 常，没有产生儒家的必要。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讲得很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不和谐的地方，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已经非常和谐了，老实说那个时候 的人们大概就不讲和谐社会了，更没有所谓建设和谐社会的说法了。

　　讲和谐社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不和谐，儒家也是一样，在 西周没有儒家，因为那一套东西，当时是习以为常，没有必要把它理论化。但是到了春秋战国，已经不行了。小共同体本位那一套东西已经处在礼崩乐坏的局面，因 此那个时候捍卫古制的人，就需要把古制理想化、理论化，以求“兴灭继绝”，因此就产生了儒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儒，是在族群社会崩解的时候，当时人们为了 把一部分，维护族群时代的价值观念的人，把当时的理念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出现时，这一套制度已经不行了，两个因素。一个是铁 器牛耕的出现，小共同体内部出现了个体性，个体耕作、个体经济开始成为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在外部，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是一个兼并时期，兼并战争就要求国家 集中人力、物力，一切为了战争，那个时代是一个所谓军国时代。抗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成为贬义词，但是在清末到五四时期，军国社会是一个褒义词，晚清很多 人认为当时中国要富强，要建设军国社会，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军国社会，军国社会国家要集中人力、物力，要强化它的权力，这让小共同体的自治就显得不可能。于 是国家主义和国家利用伪个人主义来解构小共同体，那个时候的君主就很喜欢强调你要忠于我，而不能忠于你的父亲，就是强调忠高于孝，而不是孝排第一。那个时 候的法家骂儒家，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儒家影响下会造成一种现象，人们勇于思斗、怯于思战，为自己的家族、小共同体而斗，大家知道伍子胥就是勇于思斗，因为 他要为父亲报仇，还有刚才提到的豫让、荆轲等等，所谓思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说为了小共同体。那么人人都为小共同体，这个国家就无法统和，因此他们说儒家 造成的后果是勇于思斗、怯于思战，所谓思战，就是要让这些人为国家、为君主打仗。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就产生了。我们说儒家很有意 思，其实你看孔孟和他的那些弟子，好多都不是贵族，孔子本身他的祖先是宋人，他的祖先是从宋移居过来，他的早年相当的落魄，而且他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也 有做商人的，比如说颜回，他最欣赏的学生，据说是居住在陋巷，肯定是一个穷人。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平民自认为当时的贵族已经堕落了，而复兴贵族精神的使 命寄托在他们这帮平民的身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力图挽救贵族传统的平民先知。

　　当时的古儒是和春秋战国时候的历 史潮流格格不入的，当时法家要想统一，儒家是认为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且认为应该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八百诸侯的小共同体时代。孟子说“国虽百里 可王也”，国家为什么要搞那么大？他们以一种王道，所谓王道，就是我前面讲的长者政治，父权和父责相对应，他们以王道反对霸道，霸道是强者政治，以贵族政 治反对官僚政治。现在有些人说儒家主张专制主义，还有人说儒家有很早的民主精神，比如说民贵君轻。其实在我看来，我这里说的是古儒，儒家他们的理想，应该 说不是专制帝制，秦始皇那样的绝对不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当然他们也没有民主的理想，他们理想的政治就是贵族政治，所谓周制，就是一种贵族政治，用贵族政治 反对官僚政治。

　　在传统时代，其实贵族政治本身是对君权的一种制约，而且贵族政治在适当的历史时期，往往可以成为宪政和民主产生的土 壤。前一段时间热播的《大国崛起》中，我们看到英国的所谓大宪章，大宪章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贵族政治，贵族限制了王权，就产生了大宪章。所谓如果要说贵族 政治，它对限制君权有一定的政治作用，乃至在一定的适当时期，对产生民主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并不是说儒家就主张民主，这完全是不同的。


　　我们要看一下当时的儒家反对什么，当时的 儒家反对过很多，但是他们最激烈反对的，在孟子那个时代，就是杨墨两家。孟子激烈地批判，认为他们就是禽兽，认为杨墨两家是禽兽也，为什么杨墨两家令他那 么愤怒呢？原因是杨子鼓吹个人主义，墨子鼓吹普适主义，这两者都对小共同体构成威胁。孟子在批杨墨的时候，提到一句话，“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这句话后来有人叫做“杨进墨远”，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按照后人的解读，人们往往认为墨家是过分的理想主义，号称是为了天下我可以舍身往死，孟子为什么 会认为杨子比墨子的错误还小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从孔孟那个时代，儒者的小共同体本位立场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所谓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实际在 当时讲的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应该不应该，而是指谁有权利，拔一毛以利天下，那是好事嘛，谁认为不应该呢？其实杨朱也不认为不应该。但是关键在于，应该不应 该是一回事，这个权利归谁，谁有权利拔我一毛又是一回事。老实说，如果我愿意何止拔一毛，为天下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前提是我愿意。你能不能以利天下 为由，拔我一毛呢？如果可以那是什么道理？那是因为一毛很小、天下很大是吗？如果这个理论能成立，我同样可以为天下折你一臂，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你 一头，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掉十万个人、一百万人，因为跟天下相比，他们都是少数，我甚至可以以利51%的人为由，杀掉49%的人，那还得了吗？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而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谁有权利为呢？杨子说我有权利，我的一毛我来作主，你们谁都不能以什么理由来剥夺 我的权利。我如果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是我的事，但是你不能说以大理想，就将我的权利剥夺掉。墨子说不行，为了天下你就是应该做出牺牲。孟子认为这两者都 不合适。赵歧有一个解释，他说虽然杨朱为己爱身，这不太符合儒家说的我们要以小共同体为本，但是他说杨朱尚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在孟子看 来，你的一毛不属于你，这是他不同意杨朱的，但是也不是属于国王，也不属于国家，你的一毛属于谁呢？属于你的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如果没有父母的 同意，你没有权利去拔或者不拔你的一毛。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是不该为，而是不敢为，在孟子看来你没有这个权利，你的一切不是属于自己 个人，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小共同体。所以墨子没有父母，在孟子看来大逆不道。杨子他爱护自己的一毛，如果是基于父母的意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是 为了自己的意愿，那当然就不行。因此在这个方面，孟子认为杨墨都是邪说。当时的儒家的一个特点，在小共同体受到冲击，一方面是国家主义，一方面是伪个人主 义兴起的局面上，他是在两面作战，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周制衰亡以后，其实兴起的不是杨子的那一套，也不是墨子的那一套。杨朱讲的个人主义，就是讲个人自 己，他不是说为了皇帝我可以六亲不认，不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不是讲这个，但是这一套后来不适用。墨子说的是兼爱非攻，这一套民本的普世主义也是行不通 的。实际上杨墨两家都随着周制的衰亡而逐渐的湮没，那个时候却兴起了一种军国主义，为了君主的利益打破族群的认同，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上 亲，为了皇上我可以六亲不认，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小共同体内部，你好像觉得他是一种反父权，是一种个人解放，但是那一种个性解放是伪个性解放，这两种 东西都开始出现。

　　这两种趋势的代表，就是战国时候兴起的法家。我们知道毛主席七十年代很强调法家，毛主席很喜欢法家，这一点该怎么 评论，我们以后再说。但是毛主席当时这么说，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因为当时的确在先秦诸子中，儒法这一对对立，应该是比较突出，这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在 任何方面，法家都是和儒家对立。儒家讲性善论，那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天然亲情上，而法家是讲国家主义，或者说讲绝对君权，说的简单一点，法家认为为了皇上 可以杀爹、杀娘，可以出卖老师，可以六亲不认，可以干种种在儒家看来很大逆不道的事情。

　　法家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就要千方百计地淡化 亲情，儒家说人各亲其亲、长其亲，法家则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说的简单一点，你们每个人都听家长的，谁听我的？那我皇 权不就被架空了？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否定亲亲、性善之说，《韩非子》甚至说，所有的人都是不可信的，根本就没有亲情这一回 事，连父子、夫妻都不可信，其他还有什么亲情可言呢？在这里我要讲，以前很多著作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性恶论的文明，中国文明是一种性善论的文明，其实照我 看，古今中外我阅读范围内，最极端的性恶论就是法家的，要比任何西方著作中，当然我的阅读范围有限，也许别人能够找到更极端的，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讲西方性恶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霍布斯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性恶论引入熟人社会，甚至是亲情社会。霍布斯 说人对于人，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但是我们的韩非同志，在这两点上比霍布斯要突破得多。韩非讲，老婆对于丈夫都是狼，父亲对于儿子都是 狼，他们都是自私的，你别相信什么亲情。好了，这是性恶论可以进入到亲人领域，而且性恶论还可以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事实上性恶，而且你也 应该性恶，因为你性恶有利于君主的统治。为什么呢？你自私，第一你怕死，怕死我就可以威胁你。第二你贪钱，我就可以利用你。法家最喜欢讲得就是赏罚，所谓 赏，就是以利诱之，所谓罚，就是以威胁之。但是如果有人不怕死，又不爱钱怎么办呢？儒家说最好是亲邦，明代的于谦有一句话，怎么治国呢？很好办，只要文官 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但是这在法家看来，是很迂腐的。

　　韩非说，所有人正是因为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弱点，把你们都治 得服服帖帖。但是如果你超越了这个人性弱点，那就难了，一个人如果既不图富贵又不怕杀头，在韩非看来就有造反的危险。所以他说，“若为此臣者，不畏重诛， 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秦汉时代出现一个现象，人们有伪恶，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不是那么坏，但是你要不 得不表现得比较坏，否则你就很难征服。

　　我们知道一个最有名的例子，萧何，据说这个人刘邦很信任他，刘邦在外打仗萧何是丞相，但是后 来有人说后方人非常认同萧何，是一个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大公无私，道德高尚，很了不得。这个刘邦一听，脸就掉下来了，萧何听到这种反应，顿时就感到很恐 怖，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他就很危险了。于是他就怎么样呢？马上就贪赃枉法一把，然后欺男霸女，大家纷纷向刘邦告状，说萧何简直不象话，做了这么一些事， 刘邦听了以后说原来萧何也不过如此，他没有什么抱负，这个人我是能够搞定的。于是萧何就还是当他的丞相了。

　　像这样的事情，你要说虚伪也是虚伪，但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虚伪，你不那么善的人你要表现得很善，这是一种虚伪，你不那么坏的人要表现得很坏才能生存，这也是一种虚伪。这两种虚伪，那一种更坏呢？当然也可以去讨论一下。

　 　大家都知道，法家有很多观念非常现代，比如说早在两千年以前，他就已经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想法，说以前的人尊重有道德的人，现在的人尊重有权力的人，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进行权力的竞争，任何制度设计、任何制度安排，都是要以保证君权至上为核心。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是伦理本位的，我要说中国的政治 其实根本不是伦理本位，而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不是伦理中心。

　　法家的这一套，我们大家知道，的确它取得了成功，秦的统一就是一个例 子。秦统一以后，乃至在秦统一之前，整个战国时代，一直到秦汉，中国社会出现了持续四百多年的法家化过程，这的确将西周的那种小共同体本位社会完全改变了 模样。改变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第一是瓦解小共同体；第二，扬忠抑孝，鼓励大义灭亲。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法家实际上是性恶论。他所谓的大义灭亲，其实 他自己也不怎么相信大义。他说的大义灭亲，实际上是用现实的利害来促使人们去趋炎附势，为了专制皇权而解构小共同体。比如法家提倡告亲，而且提出了很多奖 赏。秦律有很多规定，大家知道，秦是非常提倡告密的时代，而且尤其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密。秦是严刑峻法的，但是秦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你犯了罪就要抄家没 产，但是如果妻子告发了丈夫，那么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有人说，这简直现代化到家了，这好像已经做了婚前财产公证了，老婆的财产、 老公的财产怎么分得清楚了，现在都分不太清楚了，但是在秦始皇时代他认为是可以分清楚的。如果老公告发了老婆，那老婆的财产还可以用来奖赏老公。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它的财产关系好像很现代，已经达到了根本不承认家族财产，他认为这个财产都是个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方面，法家非常强调国家的经 济垄断，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又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以前的历史有一个说法，商鞅变法实现了所谓土地私有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法家到底是喜欢私有制， 还是喜欢国有制呢？其实我觉得道理很简单，法家喜欢针对小共同体的私有制，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内六亲不认，将祖田祖产搞光了，这个很好了，前提是如果国家要 征收不能反抗，但是如果在家族内部搞个体化，这是鼓励的。

　　几百年的强制反宗法改造的确不可小看。汉儒曾经这样批评，今天也有认为中 国道德很优越的人，认为西方现在很没落，现在西方六亲不认了，儿子到父亲家吃饭还要交钱的，你看西方已经是堕落了。但是当年的儒家，对法家统治下的秦也有 类似的评价：儿子借父亲一把锄头，父亲的脸色便很难看；母亲来儿子家借个扫帚簸箕，儿子一家便骂骂咧咧。媳妇生了男孩便得意洋洋，不把公公放在眼里，婆媳 一语不合，便反唇相讥。今天的西方，实际上绝大多数西方人，儿子到父亲家吃饭还是不交钱的，亲情、天伦之乐在他们那里一点也不比我们这里少，但是如果要说 六亲不认，这个法家统治下的确也是这样。

　　这样的一种氛围，也有一种好处，就是它打破了小公共体的界限，使国家能够一竿子插到底，谁 都不能听家族的，只能听我的，因此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动力，秦统一以后，搞的重点工程无数，当然搞得太过分了，后来就垮了。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小共同体 被解构得非常厉害。像秦那个时代，可以说这个社会不仅没有什么宗族，甚至连姓连名都没有，你看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秦代文字材料，这些人他们表明他们的身份， 第一你要有名字，第二你要有户口所在地，秦非常重视户口所在地，这一点是秦汉两代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户口活不下去的。商鞅就是一个例子，他逃亡结 果旅店说你没有证明我不敢收你，于是他就逃不掉了。当时秦人要确定身份，要知道一些什么呢？第一要有名，秦代的墓志瓦文中可以看出来，还要有你的籍贯，包 括乡和里，那个时候的乡和里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自然村、一个生产队。所谓那一个乡和里，是你的户籍在那里，你本人可能不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有 一个户籍所在地。第三，你要有一个国家确定的身份，也就是说国家当时把所有的国民都设立了一个等级，就是所谓二十等人，每一个人必须注明你是什么。第四， 你必须注明你对国家负的义务，比如说你正在为国家服刑、正在为国家打工等。所以在秦代的墓志瓦文，就相当于那个时代人的名片了，你看他们的记载，一个人叫 做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他是北阴县北游里人，国家给他的爵位是公士，他当时的身份就是居赀，用做苦工来抵偿欠国家的，这种人的身份叫居赀。

　 　儒家面临这样一种大变，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儒家，曾经有过一个和法家冲突很厉害的时候，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我们 今天所讲的焚书坑儒，是经过后世儒家的图解，后世儒家强调焚书坑儒，好像只是针对儒家，其实当然不是。焚书坑儒是针对诸子百家，但是的确主要是针对儒家， 这一点我就不多做证明了。而那个时候，儒家的确也对这种现象非常抵触，从焚书坑儒那个时代，所谓诸儒以古非今，包括孔子的后代，孔子的八世孙孔鮒“与涉俱 死”，縉绅先生与闾左佣耕共同造反。

　　我们知道，秦制后来搞得很不象话，那么这个过程就使得先秦的诸子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原来儒道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到了那个时候就变成道法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知道，在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是讲有为的，老子是讲无为的，可是有 为、无为，当时你仔细看，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现实观，就是他们都认为西周那种方法很不错。孔子是积极有为的要恢复那一套东西，就是兴灭继绝，而老子认为以前 已经很好了，何必多事，去搞那种争霸图强一统万方的雄心壮志呢，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但是到了庄周时代，周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到了庄子时代，这个所谓无 为，就已经没有了小国寡民的现实根基，就变成了一种所谓顺其自然，就是顺从现实，于是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道德上的极端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在楚国表 现得最明显，楚国后期的政治中有亲齐和亲秦两派。以屈原为代表的抗秦派儒家成为失势派。
 
　　秦朝的统治最后搞得天怒人怨，秦朝灭亡之后，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理论逐渐消失，灭秦起义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都是楚人，楚文化因而一度极有 影响，道家在汉初有很大的影响。入秦后，“秦制”已是现实，而所谓恢复三代仁政、诛除暴君成为新理想。道家在秦亡之后，在法家名声不好时，一度成为汉朝主 要的思想资源。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就逐渐成为一种犬儒主义和强权主义的互补结构，明代的王夫之曾经强调，这个道家它和法家那一套，有很明显的互补关系，统 治者越是用法家的那一套进行统治，老百姓就越容易往道家。其实这句话用我的语言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道家就是讲不要太认真，无可无不可，清代的郑板桥有 四个字，很多人挂在家里，叫做“难得糊涂”。其实这样一种政治结构，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叫做“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在上者指鹿为 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于是儒家讲的那一套权责对应，说你对我好我就忠于你，你对我不好我就可以造反，这一套理论就行不通了。我们知 道到了汉景帝时代，儒家所谓的革命理论出现了最后一次阐扬，当时有一个儒生，有一次在汉景帝面前说暴君不仁，大家揭竿而起推翻暴君，这是顺应人心的一种革 命行动。当时代表道家的黄生就马上说，这不对，这个简直是犯上作乱，这怎么能行呢？哪怕暴君他再无道，他也是君啊，你再能干，你也是臣啊，汤武这样做是绝 对不能允许的。那儒生就说了，如果说革命就是犯上作乱，那刘邦岂不是成了乱臣贼子了，汉景帝就觉得很狼狈，如果说革命是很不应该的，汉朝怎么说合法呢？如 果说革命是应该的，那现在老百姓革我的命怎么办？那汉景帝说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争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古儒设想的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小共同体内可以靠亲情达到，在陌生人社会中他认为应该向小共同体那样，但是他也知道这只是应该，如果不这样 怎么办？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如果不这样，那么我可以革命。也就是说你这个君主如果不像父亲一样待我，我当然不像儿子一样孝敬你，我就可以造反。大家知道， 革命这个词最早就出自于儒家中，就是所谓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可以把儒家处理这种问题的观点，用我的话说，就是在家靠亲情、在国靠革命，维持权责对应就 是靠这个。

　　可是到了秦汉以后，这就不能讲了，尤其是汉景帝时代，汉景帝已经说了这个话不争论，你们不能说，于是大家就不能讲。那么 不能讲以后，很多儒家就逐渐变成了法儒，权责对应的思想为无条件忠君的思想所取代，其中出现了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老实说可以写一本书，我在这里不能多 说。第一，汉书中出现了叔孙通制礼，当时这个现象受到了很多儒者的抨击。叔孙通曾经劝说一帮儒者，为刘邦制作威力，这些儒者断然拒绝，说你这样的趋炎附势 之徒违背教礼，你赶快走不要玷污我们。但是，叔孙通制了这个礼，得到了刘邦的重用。董仲舒今文经学，接受了三纲而欲以“天人感应”吓唬君主，但是董仲舒还 是继承了原始儒家的这样一种不放心君权的传统，那不能讲革命怎么办？我就以天人感应来吓唬君主，说如果君主不好，上天就要示警，而上天示警谁懂呢？我们懂 得，我们可以解释上天示警。很多人这是迷信，它当然是迷信，这个迷信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有人说这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是不是吓唬老百姓？当然是，但是应该 说在董仲舒时代，这一套东西主要是用来吓唬君主的，也就是说在革命不能讲了以后，我们讲天人感应，用那种神神怪怪的东西来吓唬君主，你如果为君不道上天要 示警。到了魏晋之后，谶纬之学就被禁止了。

　　大家知道宋代的王安石有一句话，天变不怕、老百姓发牢骚也不怕，当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于是，以后的中国就建立了一套所谓儒表法里的一套，说的是儒家，行的是法家。但是尽管是这样，还是有一些儒家不高兴，实际上这也是儒家一直有的传统，就是 我们前面说的发牢骚，不满现实。大家知道，孔子当年就讲过，说现在这个社会礼崩乐坏简直不象话，我已经没有办法对这个社会寄予希望，我要坐船跑到海外当移 民。后来朱熹也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儒表法里这个时代，原初儒家对法家政治的不满一直还是存在的，二千多年以后到了晚清，正是因为对法家政治的不满， 导致了中国最早学习西方的思潮，现在我们往往认为西学和儒学是对立的，但是在晚清，很多人恰恰是从儒家反法家的立场上，主动的引进西学。我把它称之为引西 救儒。

　　那个时代，人们主张学习西方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认为中国自秦汉之后就礼崩乐坏，好的是三代，而他们往往认为今天的西方 就是当年中国的三代。我们知道晚清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他们往往认为中国的堕落不是从晚清开始，而是从秦始皇就已经开始。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三代的时候 中国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但是秦以后就堕落了，现在继承三代盛世的是在西方，中国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蛮夷。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这样。那个时代的这些儒者，有一 个特点，他们对我们今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个人本位，自由这些概念，他们往往不太看重，他们看重要的是什么呢？民主、共和，他们把民主、共和理解 为古儒所讲的天下为公。因此那个时代的这些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老实说主要不是船尖炮利，甚至他们认为如果像秦以后的大道之政，船尖炮利反而是有害的。 像谭嗣同就有很极端的说法，他说如果中国不改变这种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传统，那么中国将来如果军队强大了，如果搞不好反而会更糟糕。谭嗣同不是不爱国，而是 说中国人要恢复三代的这种文明，就必须要建立宪政民主。

　　像这样的一种引西救儒的思潮，在戊戌之前一直是很强大的，包括戊戌变法，从 康有为一直到谭嗣同，都是这样一种传统体现。这种传统应该说也有很深的基础，但是到了戊戌之后就不一样了，戊戌之后为什么不一样呢？原因有很多。我最近强 调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影响。大家知道在戊戌之前，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很多都认为秦以后很糟糕，三代很不错，我们学习西方因为西方很像三代，后来日本人学习 西方，他们实现了富国强兵，可是日本人学习西方和当时的中国人正好相反，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不像秦以后的中国，倒是很像西周。那个时候天皇是没有权力 的，日本当时是一个封建体制，也就是类似西周那样的局面，而明治维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就有一点像是周秦之变，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废封建、立郡县，这 是明治维新很重要的内容。整个明治维新，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几乎就是一场在西方影响下的周秦之变，也就是原来明治之前，日本像中国一样封邦建国，也不 怎么样，但是之后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国家就强盛起来了。于是中国人从中学到的，就是小共同体不利于军国社会，中国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学西方、要复兴法家 的那一套。

　　日本人在引进西学的时候，他们很反儒，但是日本人反儒这绝不是说他们就很赞成民主，实际上很多日本人认为儒学妨碍了皇 权，尤其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由于日本的成功，又由于戊戌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怪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越来 越认为西儒不像儒，反西必反儒，法家反而成了和西学比较兼容的现象，其中章太炎、鲁迅等等，都有这个特点。其实所谓反儒不反法，就是要解构小共同体，强化 国家的力量，而当时的个性解放运动就主张被理解为一种对小共同体的解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从戊戌到五四，很多人离心目中的自由个性，主要是针对宗族的束 缚、家庭的束缚、父权的束缚，因此我们就看到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对放的印象截然不同。郭嵩焘那一代人对西方的印象是文质彬彬的礼仪之邦，而中国 当时被认为是大道执政，但是到了陈独秀那个时代，西方就被认为是军国社会，特别能打仗，而中国就是太文雅、太儒雅，这是不对的。这时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 但是对西方的评价完全不同。

　　相反的，对于秦以后的法家那一套，我们知道同样是维新派，谭嗣同死的比较早，谭嗣同认为秦政糟糕透了， 可是康有为在1913年，也就是康有为比梁启超要多活了二十多年，康有为一直到二几年死，但是在1913年就对秦政有一篇高度评价的文章，他把秦政说的简 直无比美妙，说废封建实现了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秦始皇都已经给了，那么对由秦开始的这个时代，同样是主张学习西方的这些人，他们的 评价却有如此之不同。俄国的确对中国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引进社会主义方面，但是日本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自由主义，中国人引进自由主义很多是借助日 本，中国人引进社会主义很多是借助俄国，但是这种引进都有一个很大的扭曲。很奇怪，法家学说成为两者的共鸣，而儒家和自由民主的西学成为共同的牺牲品。

　　最后我要说儒家能否欲火重生呢？今天这个问题是非常令人关注的，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些设想。今天我已经不能详细说了，我想把这些问题留在以后，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请大家来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时间的关系，我们给三个提问的机会。

　　提问１：秦 教授您好，很高兴听到您这么丰富内容的讲座。 儒家文化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也一直影响着我国各种文化的发展，请问儒家文化在新加坡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对我国的经济腾飞 影响很小，甚至有阻碍作用，请问，儒家文化是否真的能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的话，它的作用又是怎样的？

　　秦晖：关 于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我看来新加坡这个国家是非常西化的，西化到了可能只存在于老华人居住区，凡是比较新的地方，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所在区， 几乎看不到中文。我们甚至可以说殖民时代新加坡的华文文化要比现在发达的多，中文媒体很多，中文大学、中文教育非常发达，但是李光耀时代，中文大学基本上 被取消，中文传媒主要只剩下海峡时报这一家。新加坡是西化很厉害，我们之所以说他很儒家，无非就是说他比较威权，可是威权就等同于儒家吗？儒家是不是还有 一些别的内容呢？如果说儒家除了威权没有别的，是不是贬低了儒家呢？新加坡的确是威权政治，威权政治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岛国环境下，的确你不能说没有它存在 的合理性。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与其说李光耀像是孔夫子，不如说李光耀更像俾斯麦。新加坡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叫儒家呢？你说他顶住了西方的压力，但是这就能说 他就是儒家吗？新加坡的经济的确有很多长处，但是我觉得和儒家没有太大的关系。谢谢。

　　提问２：秦 教授您好。许多学者在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为什么只能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产生，而不能在中国产生，其主要根源是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的确立使得中国一代又 一代的知识分子一生研究学问时，总是在研究一个关于人的学问，因而就没有办法使得我们的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得以进行学科的分化。您对这个问题是怎 么看的？

　　秦晖：我们今天说的西方大学有悠久的传统，的确我们都知道最早的大学 是产生于中世纪，而且尤其是产生在教会的背景下，最早的大学几乎都是神学院。但是我觉得，这是知识体系的一个演进过程，近代的大学和中世纪的大学，应该说 区别也是相当大的，如果要说和中国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西方由于它的政教二元体制，也就是说教会和王权始终是分离的，因此大学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我 觉得这是真正不同于中国的。有些人说中国的太学也是大学、国子监也是大学，老实说国子监和太学，与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最大的差别还不在于知识结构，西方中 世纪的大学知识结构和近代大学也有很大不同，区别在于中国的国子监和太学，它完全是一种纯粹的官学，这和西方意义上的大学，从中世纪由于政教二元结构，它 本来就有一种对世俗权力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确实是不同的。但是你刚才说的知识分野上的不同，我认为也许有作用，但是这个作用不是最主要的。

　　提问３：秦教授，您刚才提到于丹讲《论语》，现在有人提出联名抵制，现在也有人提倡从小学开始读经，您怎么看？

　　秦晖：我 觉得读经很好，但是千万不要做成妨碍学术自由思想、信仰自由的一种宗教审判意义上的东西。研究儒学、弘扬儒学很好，但是如果要把儒学立为国学，好像认为反 儒就是异端，那么这种做法，与其说实现了儒家，不如说在中国建立了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一套东西，传统时代的儒学，孔孟时代并不是这样。我是很反对的。

　 　至于说于丹，我刚才已经说了自己的看法，于丹是不是懂得《论语》，《论语》有多种解读，甚至我认为《论语》在本来意义上的儒家知识体系中，真的有那么重 要吗？我前面已经说了，实际上《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只是在宋明理学之后才有的现象。当然很多人认为《论语》是一本好书，但是只是一本好书而已，它不是 经典。因此于丹就算她对《论语》理解的非常深，这也不见得这就是她对儒家理解的非常深，于丹就算她不太懂得《论语》，也许她对《六经》很有研究呢，这个我 们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必看的那么严重。谢谢。

　　主持人：今天秦教授意 犹未尽，同学们热情高涨，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就此打住。 刚才秦钢受用渊博的知识、生动的语言、历史的眼光，与时俱进的思想，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生动、非常深刻的报告，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秦晖教授。 我们希望今后有机会再次请秦晖教授演讲，做学术报告。 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速录整理，未经嘉宾本人审核，如有错漏，敬请谅解。文字内容不代表本网立场。如转载须注明稿件来源！

印度，寻教育梦之旅

印度，寻教育梦之旅:

文/茄而 (DreamMag 香港)

2012年1月，在一个亚洲青年会议中，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印度､对现有教育制度不满，因而创造了一家追求梦想教育学校Riverside School的设计师。

听完她感动人心的分享，我上网就去翻查这所梦想教育学校的故事。

印度的河滨学校（Riverside School）持着「化知道为做到」的教学理念创办，为年龄在2-17岁的孩子提供的教育项目以「多元智能理论」作为规划、教学和评估的基础，相信每个小朋友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步伐，同时在每天教学中成功培养每一位孩子的公民意识､成绩好､爱自主学习，吸引了世界各地教育工作者的参与与观摩。她也曾因提出「每个孩子都是主人翁（aProCh）」计画，而荣获2008年Ashoka奖助金（由美国Ashoka基金会为奖励那些为世界上最紧迫的社会问题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或相关帮助的人而设立）。

河滨学校更在3年前发起Design For Change全球最大的孩童创意行动，这个活动是免费参加的非营利儿童行动，现已有近40个国家参与、超过二千五百万位孩子响应，致力于让孩子有机会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并且付诸行动，让世界变得更好。DFC希望孩子们可以利用一个有创意的点子，透过四个简单步骤，并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最后改变身边的无数生命和环境。

身于香港，要把教育实践得这样美好，我几乎觉得是没可能的。做好事，不用理会成绩和公开考试的压力吗？没有钱，如何谈优质教育？

于是我大胆地努力存了点钱，在今年9月尾，飞往印度河滨学校3星期，在这所校园观摩学习､当这学校K2学生的小老师和参加他们举办全球第一个由小朋友主导的热血追梦国际会议 Be the Change Conference。

印度是一个很有阶梯观念､贫富悬殊较香港更严重的国家。印度人对种姓非常重视，是贵族的就一定是贵族，是下劣种姓的一定是下劣种姓， 丝毫不得越界。而且，印度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方和人民素质依旧非常落后。往印度前，我心里想，在这国家起一所学校推动人人平等和要有公民意识的教育理念，更要所有学生的家长认同和支持，是否有点天方夜谭？

河滨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高昂，起初我在猜想，会否是贵族学校呢？但她的学校却是什么阶层的学生都有，有20﹪的穷学生是得到全资助学费。平时他们相处融合，学生们全部都富有同理心和自信心。平时，你会很难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同，但待在校园长一点的时间，从他们小食､午餐盒､深入关心他们生活你就会知道有差距，一些很有钱的小孩曾走过来对我说：「Carrie老师，我们一家下个月去日本旅行！」；然而，一些很穷的孩子除了家境不一样外，也同样活泼､主动､热爱上学。

观摩学习期间，我发现了：河滨学校（Riverside School）的教学几乎大部分时间都融入了大量真实社会的问题，引发孩子去想法子解决，让学生能学习同时又不断为社会做公益。
学校的努力感动了家长。使教学期间，家长的参与度和学校合作的时间都非常高。

老师们不一定是教育背景，但对创意教育拥有无比的热情，每星期河滨学校整个教师团队都会花大量时间去进行教师进修､再培训活动､教学成效检讨等等。

老师们非常重视每一天的课堂，他们会在开学年前计划如何把要学习的学术知识和需培养学生的特质（如创意､公民意识､尊重､平等等等）融合成一些创意､有趣的教学，并且只担任一个辅导者的角色，透过大量的发问去引导他们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在学校的自由度非常高，但却同样很自律。河滨学校能做到的是，当孩子未明白时，放任孩子去试和有限度地犯错､失败､跌倒，然后用爱去陪伴他们反思､成长。

在印度河滨学校的3星期，学到的太多，在这小小的专题不可能写得完，但最大的学习就是：每人的资源和经验都不同，但他们相信的就是”EVERY CHILD CAN!”。鼓励每个小孩都有能力去追梦！记得在他们举办的热血追梦国际会议 Be the Change Conference，在小朋友公演的整个开幕话剧中，有一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引用了着名甘地的名言”Be the Change you wish to see（成为你想要的改变）”后，一个扮成小甘地的小学生走了出来 ——他们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成为小甘地！

世界的确是不公平的，每人做到的都不同。但世界上正有好多人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再努力，并不是有地位、知名度高的人才能改变世界。

其实身为小朋友､学生的我们也是有这个能力的。

如果你不懂如何开始，请尝试去了解世界的需要，并挑你有热情的范围着手去改变。

不管自己多名渺小，只要有一份坚定不移且愿意付出的心，想要改变世界就不再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让我们一起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用自己现有的资源､热情和强项，去做你想做的事，为世界带来改变吧！

Design For Change全球最大的孩童创意行动: www.dfcworld.com
河滨学校: www.schoolriverside.com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 转载自CAPE|全球青年实践网络
本文链接地址: 印度，寻教育梦之旅

您可以通过RSS阅读器订阅CAPE的文章，参加或发起CAPE Meetup，参与CAPE Talk，邮件订阅聚会信息或项目机会，欢迎加入“社区”的讨论，或者在微博|人人|豆瓣上面关注我们，投稿请点击。添加CAPE微信号1055842437，每日精华文章推送，还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您可能也喜欢：
DADA(再见)，印度！	贺岁礼：2011教育纪事	“EduNext|教育前瞻”CAPE社区网络征文活动	美国行纪二：说说美国的大学教育	印度一月归来，给姑姑的信
无觅

中文引号之争与中文字体排印的未来

中文引号之争与中文字体排印的未来:
关于中文引号的话题这两天在知乎上又火爆起来了。夏晓昊君对于提问时引号使用规范的发问，引发了热烈一词不足以形容的盛况。这场争论最终以知乎团队强制要求提问时使用直角引号（「」和『』）收尾。显然，讨厌这个结果的人远远多于喜欢的。
我一直主张使用直角引号，甚至还专门写过文章。由于标点符号是一般人不会关心的领域，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对它有兴趣。
我的工作是做电子书。我们做的电子书支持 iOS 和 Android。最初做 iOS 版时，我们发现 iOS 系统中内建的简体中文字体只有一种，质素并不出众，于是买了一套专门的字体，将这套字体文件打包到 app 里。
这带来了许多不便。中文字体文件的体积是西文字体文件的数倍，而一旦读者开启了我们的 app，字体文件有多大就要占据多大的内存空间。随着移动设备的内存不断增加，这一问题的影响在未来会越来越小。但在当时还是带来了额外的开发成本。此外，字体的授权费也是真金白银。不过我们还是选择付出这些代价，因为想让大家尽可能开心地阅读。
背后的问题是：为什么 iOS 系统里面只有一种简体中文字体？而且还是黑体？走进任何一家纸质书店，我们会发现大部分书的正文均以宋体排印。而 iOS 系统直到如今（iOS 6.0.1）都只有「华文黑体」这一套简中字体供开发者使用。相比之下，日文的待遇就好得多。从 iOS 3 开始，系统就预装了一套日文黑体（日人称之为 Gothic 体）和一套日文宋体（日人称之为「明朝体」）。换言之，日本的电子书开发者可以自由使用这两种字体，与此相关的开发成本大大减少。
我不知道苹果为什么不更早将宋体纳入 iOS 系统中。在 iOS 5 的某个版本里已经出现了新的三套中文字体：一为宋、一为楷、一为仿宋。不过这三套字体至今都未正式开放给第三方开发者（例如我们）使用。或许苹果认为这些字体还未臻成熟，或许有其它原因，此处不去揣测。
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字体业越发达，高品质的字体越多，作为外国公司（例如苹果）的选择也越多。中文字体设计远远落后于日本，为不争之事实。若我们作为中国人希望未来有更好的中文字体可用，唯一办法是自己做出一套套更好的中文字体。
标点也是一样。

* * *
字体设计与字体排印（typography）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此二领域在中国的共性即为「落后」。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标准，但，设计师社群对于中文排版的哀叹声不绝于耳，对日本排版之典雅高超羡慕非常。显然，大家对现状并不满意。
对于不满意的事情，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对于标点、字体、排版规则，我们可以且应该重新思考，并做出自己的选择。
有很多人在这样做了。例如我们看到字体设计师厉向晨先生坚持在中文里使用半角标点以及英文句号（.），也看到网上各处都有网页中文竖排的努力。这些实验性的尝试不一定合乎每个人的口味，但对它们报以讥讽、嘲笑、犬儒的态度，显然无益于中文字体与中文字体排印的进步。
在知乎的讨论里我注意到一种观点：对通行规范的改变应采取由上至下的方式进行。即，主张使用直角引号者，应先试图与制定标点符号标准的国家机构沟通，尝试改变他们的看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罔顾国家标准，直接在民间的某个社群中强制执行自己的标准。
这种论点让我想起了技术圈的另一场圣战：浏览器标准之战。一个方框、一个按钮，在每个浏览器里长什么样，苹果（Safari）, Mozilla (Firefox), 谷歌（Chrome）, 微软（IE）各家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一个叫 W3C 的组织则负责统一想法，制定标准，以期各家遵守。但 W3C 的问题跟所有标准化组织一样：慢。商业世界不等人，上述几家公司都各行其道，搞得网页开发者苦不堪言，但也无可奈何。
或许知乎今日对直角引号的强制执行可以比之于那些只能在某家浏览器里正确显示的 CSS 属性。所幸知乎上的问答并非商业行为，没有利益纠葛。用户不喜欢，大不了不来就是。若真的发生大面积用户流失，知乎或许自会调整规定，恢复使用中国大陆的引号标准，此为后话。
但我赞同知乎的这一做法，因为中文字体与中文字体排印正处在不破不立的局面。我在《中文字体及其它》一文中写过：

在今天，中文字体领域没有真正的专家──只要愿意认真参与讨论的人都是专家。平面设计师群体、前端设计师 / 工程师群体、程序员群体、字体设计师群体、中文 TeX 群体和出版界都应该参与这一过程，所有的成见都应抹除。引号该用哪种？段首缩进应该是一格还是两格？行末标点应该外挂还是内缩？齐头尾时应该仅仅压缩标点，还是可以调整字间距？中文 web font 怎么办？程序员群体在这件事上能做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摒弃现有假定的前提下公开讨论。若仅仅因为中国大陆的官方标准的存在就放弃了实验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可惜的。
除了望着优秀的日文字体流口水，我们应该做些事情。

如今我仍然持上述观点。

管理能量，而非时间

原文：http://hbr.org/2007/10/manage-your-energy-not-your-time/ar/1
译文：http://www.douban.com/note/243600262/

史蒂夫·万纳（Steve Wanner）今年 37岁，已婚，有4个年幼的孩子，他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一位德高望重的合伙人。我是在一年前认识他的，当时他每天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总是觉得筋疲力尽，就连晚上也难得和家人欢聚，这让他深感 愧疚和不快。他睡眠不足，没有时间运动，很少正常吃饭，不是随便抓点什么匆匆填进肚子，就是坐在办公桌旁边干边吃。万纳的经历并不鲜见。我们大多数人都用 延长工作时间的方法来应对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心理和情绪。而对于企业来说，这必将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降低、精力涣 散、离职率居高不下、医疗成本激增。在过去5年里，我和Energy Project公司的同事们为一些大型组织提供了咨询和培训服务，与数千位领导人和管理者有过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高管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为了在 工作压力面前挺住，他们把自己的发条越拧越紧，感觉就要崩溃了。

延长工作时间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相比之下，能量 则不同。物理学将能量（Energy）定义为工作时可资使用的潜在能力，对于人类来说，能量主要来自4个源泉——身体、情绪、思想和精神，通过形成特定的 习惯，以上每个源泉都能为人类系统地增加并定时补充能量。所谓特定的习惯，就是有意识地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日常活动，并尽快使它们转变为无意识的、自动 自觉的行为。为了有效地给员工补充能量，组织的着眼点必须从“向员工索取更多”转移到“为员工付出更多”，这样，他们才会鼓足干劲，才能为每天的工作投入 更多。要想让自己的能量得到恢复，人们就必须认识到耗尽能量是一种代价惨重的行为，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自觉地修正这种行为。

为了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能量，万纳设定了一系列习惯和行为，他的生活由此焕然一新。他将睡觉的时间提前，戒掉了曾使他不得安眠的酒类。这样，他醒来时会觉得精 力充沛，更想去运动——现在，晨练几乎成了万纳一道雷打不动的作息程序。还不到两个月，他就减掉了15磅。晨练回来后，他会与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早餐。万纳 的工作时间仍然很长，但他一直有规律地恢复和补充自己的能量。他不再把午餐拿到办公桌边来吃，而且早上和午后常常去户外走上一圈。晚上回家后他比以前也要 轻松许多，与妻子和孩子相处得也更加愉快。

别看这是一些简单的习惯，它们能对整个组织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在美联银行（Wachovia Bank）对一组员工试行了一项能量管理计划，然后将他们的绩效与对照组员工进行比较。就发放的贷款等多项财务指标而言，参与该计划的员工的绩效表现均优 于对照组。参与者还报告说，他们的客户关系显著改进，工作投入度和个人满意度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在本文中，我将详细描述我们在美联银行开展的研究。然后， 我会将Energy Project公司使用的一些方法介绍给高管和经理人，告诉大家如何才能增加能量或者定期补充工作能量。我的前任合伙人吉姆·勒尔（Jim Loehr）在对运动员所做的基础研究中开发了一些核心理念，我们的方法就是根植于这些理念，并对其加以深化和扩展。

美联银行：高能量创造高绩效

绝大多数大型组织都很舍得在技术、知识和工作能力培训方面为员工花钱，但很少有组织会帮助员工积蓄并保持他们的能量，这些组织总以为能量是员工生来就该有 的。事实上，员工的能量增强了，他们就可能以更高的投入度和更强的耐力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我们在美联银行的试验就证实了这一点。

2006 年初，我们在新泽西州南部的12家美联银行地区分行中抽选106位雇员，为他们安排了由4个模块组成的课程。每个模块都有所侧重，分别对能量来源的4个主 要层面进行加强。每个月我们都组织20到25人听一次课，这些人既有高层领导，也有初级管理者。我们还为每位参加者安排一位他的同事，在每次课程间隙为他 们提供支持。我们就近从那些分行中找出部分层级相当但没有参加培训的员工，根据美联银行的关键绩效衡量指标，将他们与培训参与者进行绩效比较。为了确立一 个可靠的比较基准，我们采取了多项衡量指标，考察的是绩效同比变化（year-over-year percentage change）。在最初的3个月，从名为“三大项”（来自三类贷款的收入）的指标来看，参与者的同比增 长率比对照组高出13个百分点。而在存款收入方 面， 参与者的同比增长率则比对照组高出20个百 分点。虽然具体的增益每月各不相同，但除少数个例以外，在能量管理计划结束之后整整一年 里，参与者的绩效仍继续遥遥领先于对照组。当 然， 我们不排除其他变数对这些结果也会有所影响，但尽管如此，参与者始终如一的卓越绩效还 是显而易见的。（参见副栏“能量补充计划如何 为美联银行提高生产力”）我们还询问参与者，该计划对他们自身有 哪些影响，有68%的人报告说，该计划在他们与 委托人和客户的关系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71%的人说，该计划对他们的生产力和绩效产生 的积极影响是显著或重大的。我们从安永、索尼（Sony）、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诺 基亚（Nokia）、ING Direct、福特（Ford）和万事达卡（MasterCard）等其他大型公司的领导人那里也搜集到了大量轶闻证据， 足以证实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好身体产生高能量

我们的计划首先从对体能的关注开始。谁 都知道营养不良、缺少运动、睡眠不足和休息不 够会降低人的基础能量水平， 削弱他们的情绪控制力和专注力。然而，现实中许多高管都无法将 健康有益的行为坚持下去， 因为生活中牵扯他们 精力的事太多了。

在该计划的参与者开始寻求提高体能的方 法之前， 我们首先让他们对其能量水平做一个评估，针对身体、情绪、思想和精神这4个能量来源，各回答4道问题（参见副栏“你是否正一步 步陷入能量危机？”）。平均统计下来，参与者 对这16道问题中的8到10道给出了否定回答，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常常不吃早餐， 无暇去向他人表达赞赏，很难一次只专心做一件事，或者难得花时间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等等。虽说大多数参与者都知道这些行为的害处， 但是我们 将所有害处集中罗列出来， 还是令他们感到了不 安，他们犹如受到当头一击，开始清醒过来。此项评估让员工看到他们在能量管理上最为欠缺 的地方。我们还请参与者填写了一些表格，目的是让他们更深入地认识到运动、 饮食和睡眠对其能量水平的影响有多大。 接下来是帮他们建立一些能够增强、 恢复和补充体能的习惯。加里·法罗（Gary Faro）是美联银行的一位副总裁。在该计划开始时，他体 重严重超标，饮食不规律，从不按时做运动，总 是没完没了地工作， 通常每晚最多只睡五六个小时。在我们接触过的领导者和经理人之中，像他 这样的不在少数。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法罗开始 定期进行循环系统和力量的训练。 他开始在指定的时间就寝，使睡眠时间得以延长。他还改变了 自己的饮食习惯，从前他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都暴饮暴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简直就是狼吞虎咽”。而现在他每隔3个小时吃一顿饭，再 搭配一点小吃，每餐的饭量都比原来小。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他在一天之内均衡葡萄糖水平， 避 免摄入量忽高忽低。在此过程中，他减掉了50 磅的体重，能量水平有很大提高。法罗说：“以前，当我必须专心投入某项攻坚任务时，我会把 它放在早晨来做。而现在我再也不必这样做了， 因为我发现下午5点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和早上8 点时一样集中。”

法罗采纳的另一个主要习惯是， 在一天的工作当中，间或离开办公桌休息片刻。这种休息的 好处在生理学上是有依据的。“亚昼夜节律” （ultradian rhythms）是一个90到120分钟的周期，在此期间，我们的身体逐渐从精力旺盛的状 态过渡到生理上的低谷期。 在每个周期即将结束时，身体就开始渴望进入恢复期，它会发出一些信号，包括坐立不安、打哈欠、饥饿、走神，但 我们许多人都不把这些当回事，继续埋头苦干。 结果，随着一天工作的结束，我们的能量储备— —剩余潜能——也被消耗殆尽了。

我们发现， 间或休息一下来补充能量能够提高和稳定绩效。休息的质量比时间更为重要。如 果你能养成定时放下手头工作休息的习惯， 真正做到张弛有度，那么你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甚至是几分钟内）得到很好的恢复。休息的方式多 种多样，你可以和同事聊聊工作以外的事，可以打开iPod播放器听听音乐， 也可以在办公楼的楼梯上下走几个来回。虽然在大多数组织文化中， 休息都不值得称道， 也不符合许多事业有成者的观念，但休息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益处。

马修·兰（Matthew Lang）是索尼公司位于 南非的一家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他采纳了与法罗相同的一些习惯，包括午后散步20分钟。在散 步的过程中，兰不仅在思想和情绪上得到休息，在身体上得到了锻炼， 而且还闪现出一些绝妙的 创意。这是因为，在散步时大脑不是处于主动思考的状态，这样，原先占主导地位的左脑就让位于右脑，而通观全局、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跳跃性 思维正是右脑的强项。

好情绪提高能量的质量

不管外部压力有多大， 人们只要控制好自己 的情绪， 就可以提高能量的质量。 为做到这一点， 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自己的情绪在一天工作的各个时段中有何变化， 这些情绪对我们的效率有 何影响。大多数人都发现，当自己情绪愉快的时候，往往就是绩效最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一旦自己不在这种状态，我们的绩效就 不理想，或无法有效地领导下属。

不幸的是，如果不定时休息，我们在生理上就无法长时间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 当面对严酷的要求和意外的挑战时，我们就容易情绪低落， 常常在一日内数度产生 “战斗还是逃避” 的想法， 而且动不动就会发脾气、 不耐烦， 整天忧心忡忡，没有安全感。这种思想状态会耗尽人的能量，在人际交往中制造摩擦。这种“战斗还是逃避”的情绪还让人无法进行清醒和理性的内省。【天，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不过， 一旦高管们明白哪些类型的事件会引发他们的消极情绪，他们就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反应。

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习惯可以驱散消极情绪，我们称之 为“买时间”。做深呼吸就可以达 到这一目的。慢慢地呼气，持续5到6秒，你会感到身心有所放松和恢复，“战斗还是逃避”的反 应也消失无踪。西田富士夫（Fujio Nishida） 是索尼欧洲分公司总裁，他刚开始与我们合作时 有个习惯，每当遇到难事，他就会点上一支烟— —每天至少两到三次，但其余的时候他并不吸烟。我们把这种深呼吸的方法教给他，结果立竿 见影，西田发现，自己不再需要香烟了。我们的结论是，吸烟并不能让压力得到释放，真正起作用的是深呼吸所带来的放松。 另一种可以有效地带动积极情绪的习惯是向他人表达赞赏， 这种行为对于接受者和施予者都有好处。赞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例如 写张便条，发份电子邮件，打个电话，或是聊聊天——赞赏的内容越是详尽具体，效果就越好。 高管们可以像建立其他习惯一样，为此安排一个 特定时间，这样会大大提高成功的几率。本·詹金斯（Ben Jenkins）是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Charlotte，North Carolina）美联银行总行的副董事长兼总裁。他把对员工的赞赏安排在给他们做辅导的时候，同时还定期安排时间，与自己的下属共进午餐或晚餐。此前， 他只有在听直 接下属汇报每月账目，或是给他们做年度绩效回 顾时才会和他们坐在一起。而现在他会一边吃 饭，一边对他们的成就予以肯定。他和他们谈生活谈理想，而不是手头的任务。【看来那些公司所谓的领导差远了】

最后，我们可以学着换一种方 式来讲述自 己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以此来培养积极的情绪。 通常， 身处冲突旋涡中的人会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遇到难题就怨天尤人。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发生的事实是一回事， 我们如何解读这些事 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与我们合作的人都惊奇地发 现， 自己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某个特定的 事件，而叙述这一事件的方式也会对自己的情绪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教他们不论在哪种情形下都 叙述那些最令人振奋、最能给人鼓劲的故事，当然前提是不否认或粉饰现实。 如果想换个方式讲故事， 最有效的方法是通 过三种新的“透镜”来看待这种情形，而不是以受害者的眼光去看世界。例如，透过反向透镜看一看，他们就会自问：“冲突中的另一方会怎么 说？在怎样的情况下他会这样说？” 透过长焦透 镜看，他们会问：“半年后，我将会如何看待这 一情况？” 透过广角透镜看， 他们会问自己： “且不论这个问题结果如何， 我能从中学到些什么？ 会取得怎样的进步？” 每一个透镜都能帮助我们 有意识地培养更为积极的情绪。



尼古拉斯·巴宾（Nicolas Babin）是索尼 欧洲分公司的企业传媒总监， 当索尼在2006年接连遭遇电池召回事件时，他成了焦点人物。他常 常要接听记者们打来的电话，时间一长，他发现自己的工作越来越让人筋疲力尽、灰心丧气。在进行了透镜练习之后， 他开始想办法发掘自己角 色中更为积极和有益的一面。他说：“我意识到 我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在记者们面前表现得亲切随和一点，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直面问 题、诚实作答来增强索尼公司的可信度。”

集中思想可以加强能量【身体、情绪、思想、精神】

许多高管认为，如果有一大堆任 务摆在面前，就必须同时着手处理，但实际上，这种做法 会降低工作效率。一心多用的代价是高昂的，将 注意力从一项任务暂时转移到另一项——例如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回复电子邮件或打电话—— 会延长完成主要任务所需的时间， 最多的会延长 25%，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切换时间”。【貌似是，已经有所体会了】如果 你能在90到120分钟内集中全部精力去做一件事，然后好好地休息一下，接着再全力投入下一 项活动，那么你的效率就会高得多。我们将这类工作时段安排称为“亚昼夜节律的冲刺” （ultradian sprints）。

如果你发 现自己难以做到专心致志， 那么你 可以通过制定习惯来减少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无 情干扰。在我们的能量管理项目中，我们首先为高管们安排了一项练习， 迫使他们直面分心所造 成的影响。 我们让他们在不时被打断的情况下完 成一项复杂的任务，结果他们说，这种体验和他们的日常经历差不多。

丹· 克卢纳（Dan Cluna）是美联银行的一 位副总裁。为了让自己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他设计了两套习惯。第一套是，每当他需要专注于某项任务时，他就会离开办公桌进入会议室，躲开 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打扰。现在，他完成一份报告所用的时间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 克卢纳制定的 第二套习惯是用在他和分行金融专家会议上， 这 些专家都向他汇报工作。以前，只要在开会过程中电话铃一响，他就会去接听。结果，原计划一 个小时的会议常常要拖上两个小时， 而他也很少能集中精力去听任何一位专家的意见。现在，克卢纳将开会时打来的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 这样 他就能专心和面前的人讨论问题， 等到会间休息的时候，再去一一回复语音信箱中的留言。 前面提到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万纳是个工作积极、干劲十足的人，过去，他总是一听到邮件到达的提示音就赶紧回复，结果一整天下 来，他不断被电子邮件打扰。后来，他为自己制定了一项习惯， 每天只查看两次电子邮件——上午10∶15查看一次，下午2∶30查看一次。以前， 他总是被这些邮件弄得手忙脚乱， 却仍然无法一一及时回复，而现在，他每次打开收件箱后，花上45分钟时间集中精力进行处理， 结果发现一次 就可以把所有的邮件全部搞定。 万纳还把他的习惯告诉了那些定期与他通过电子邮件来往的人， 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他说：“我告诉他们，如 果情况紧急，需要我立即回复，他们可以给我打电话，我随时恭候。”结果，9个月过去了，他 还没有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

迈克尔·亨克 （Michael Henke）是安永会 计事务所的一位高级经理， 在去年冬天忙季开始时，他召集自己的团队成员开会，对他们说在一 天内的某些时段， 他将关掉自己的Same-time （一种公司内部的即时通讯系统）。他说，这样做的 结果是团队的人遇到问题时想找他不是那么方 便了。像万纳一样，他让自己的团队在遇到紧急状况时给他打电话，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这样做。 他还鼓励他们在一天中定时休息、按时吃饭。最后，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忙季的任务，而且 赢利额超过了那些没有推行能量补充计划的团 队。亨克说：“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相同的工作量，真是一举两得。”

调动思想能量的另一种方法是系统地专注于能够带来最长远优势的活 动。 人们对于极具挑 战性的工作，往往不是干脆避而远之，就是到了 最后关头才匆忙上阵，除非事先特意为它安排好 时间。 与我们合作的高管制定了多种习惯来帮助 自己集中能量， 其中最有效的一种习惯是每天晚上确定出第二天最重要的挑战， 把它作为次日早晨上班后的首要任务。让·吕克·迪凯纳（Jean Luc Duquesne）在巴黎的索尼欧洲分公司担任副总裁。过去，他和许多人一样，一到办公室就立 刻去回复电子邮件。而现在，他尽量把每天上班 后的第一个小时用来集中处理最重要的问题， 结果他发现，常常是到了上午10点钟的时候，他自 己这一天好像就已经硕果累累了。

精神追求可以激发能量【身体，情绪，思想，精神】

当人们的日常工作和活动与他们最为珍视 的、 能够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的东西相一致 时，他们的精神能量就会发挥作用。如果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对他们真的很重要， 他们通常就会感 到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并能够持之以恒地坚 持下去。遗憾的是，高要求、快节奏的职场生活让人们很少有时间去关注这些问题， 许多人甚至 没意识到， 生活意义和目的的追求也是能量的潜 在源泉。 不过，如果我们在推行能量管理计划时， 一上来就关注到精神层面， 它所起的效果可能会 微乎其微； 只有当参与者在其他几个层面上形成了习惯，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之后，他们才会明 白关注自己更深层次的需求将对工作效率和满 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乔纳森· 安斯帕 赫尔（Jonathan Anspacher）是从向自己提出一 连串问题中受到启发和鼓舞的，他从中找到了哪 些事情对他是最有意义的。他告诉我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些反省，问问自己希望别人想起 你这个人时， 脑子里是怎样一种印象？你肯定不愿意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工作狂式的合伙人， 从 早到晚就知道干活，让手下人也跟着受罪。如果我的孩子打电话给我，问我‘你能来看我们乐队的演出吗？’我希望回答他‘好的，我一定去， 而且要坐在第一排。’我可不想当那样的父亲： 走进音乐厅，坐在最后一排，开着黑莓手机，一来电话就立刻跑出去接听。”

为了从精神中获取 能量， 人们需要理清优先事项，并以此为准在三个方面制定习惯：1做自己最擅长和最喜欢的工作； 2有意识地为生活中最重 要的领域分配时间和精力， 认真工作， 关心家庭、健康和他人；此外，还要3在日常行为中奉行自己 的核心价值观。在发掘自己最拿手和最喜欢做的事情时， 你 要意识到这两者并不一定是彼此重合的。 做你非 常擅长的工作时，你可能会得到许多好评，但你却无法从中获得真正的享受。反过来，有些事情 是你特别想做的，但你也许并没那方面的天分， 你若想在这些事上获得成功， 就得付出远远超于常人的能量。

为了帮助参与我们项目的人发掘 自己的强 项，我们要求他们回顾过去几个月中的工作经 历，至少找出两个让他们觉得多产高效、愿意全 身心投入、充满灵感和成就感的“得意之处”。然后，我们让他们对这些经历进行解析，具体找出是哪些因素给予他们如此的激励， 他们在从事 这些工作时又发挥了哪些才能。比如说，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领导策略是一个得意之处， 那么担 任某个创新项目的负责人是否会是一件让他们 感到最有劲儿并且最想参与的事？或者， 他们在此过程中运用的技能是否得心应手？最后， 我们让他们制定一种习惯， 以鼓励他们在工作中多去做那些他们自己既喜欢又擅长的事。 参加项目的一位高级领导人意识到， 他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阅读和总结那些巨细靡遗的销售报告， 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通过头脑风 暴讨论会来制定新战略。于是，该领导人找到一位醉心于和数字打交道的直接下属， 把整理销售 报告的任务交给他， 然后每天听他做一次简短的口述摘要。同时，他每隔一星期安排一次90分钟 的战略会议， 与自己团队中最富创造力的成员们 展开不拘一格的讨论。

第二个方面的习惯是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你至关重要的事项中。在这点上，人们再次表 现出矛盾性——口头上说的是一回事， 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制定习惯有助于消除这种矛 盾。索尼欧洲分公司的副总裁让·吕克·迪凯纳在认真思考他的优先事项时， 他认识到多花些时 间来陪伴家人对他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但忙碌的 日程安排却常常使他无暇顾家。因此，他制定了一项习惯，每晚回家后至少有3个小时不工作， 全心全意陪伴家人。他告诉我们说：“我现在还算不上玩PlayStation的高手，但我最小的儿子 说我在进步，是个好学生。”过去，史蒂夫·万纳走到家门口还在接听手机，现在，他在离家20 分钟处设定一个地方，只要到了那里，不管他正 在跟谁通话都会挂断，关掉手机。然后，在接下来这段路程中，他会彻底放松自己，这样，当他 到家的时候脑子里就不会塞满工作上的事， 他就 能够更多地去亲近妻子和孩子了。

第三个方面的习惯， 是在日常行为中奉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个挑战。 大多数人每天奔波忙碌、行色匆匆，很少能静下 心来问问自己：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结果是， 我们总是听任外界的要求 来支配自己的行动。

我并不建议人们给自己的价值观下个明确 的定义，因为大家所下的定义基本都是俗套。我们都是用一些方法来探查他们的价值观， 其中包括问一些让他们毫无准备随口就给出心底答案 的问题，例如我会问他们：“你对他人的哪些品 质感到最为不满？” 人们在描述这些他们无法容忍的行为时，往往无意中就流露出自己的立场。

例如，如果你非常厌恶刻薄吝啬的行为，那么慷 慨大度或许就是你的主要价值观之一； 如果他人 的粗鲁无礼对你伤害至深， 那么替他人着想大概就是你极为珍重的价值观。 正像在其他两方面所 做的一样， 制定习惯有助于缩小你所向往的价值 观和你所作所为之间的差距。比如，如果你发现替他人着想是值得褒扬的， 而你自己开会却总是 迟到， 那么你就可以制定这样一条习惯——比平 常提早5分钟结束你主持的会议，然后有意识地在下一个会议开始前5分钟到场。 只要在这三方面形成良好习惯， 人们在职场 内外的生活中就更加能体会到有序、 满足和幸福的感觉。这些感觉本身就是获得充沛能量的源 泉， 并且能推动人们持之以恒地遵循在其他能量 层面上制定的习惯。

如今的组织和员工之间似乎都有个隐性合 约（implicit contract），双方都想方设法以 更快的速度从对方那里攫取更多，然后自顾自地 往前走。 我们认为， 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员工整天被工作缠得脱不开身，越来越疲惫；组织也不得不无奈地接受员工工作积极性降低的 现状， 而且还得不停地聘用和培训新人来填补离 职员工的空缺。最终，个人和组织两败俱伤，谁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能出现 一种对各方都有利的新型显性合约（explicit contract） ——组织对员工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进 行投资，帮助他们创立并保持自己的价值。反过 来，个人则调动自己全方位的能量，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每天的工作中。这样，组织和个人双方的 价值才都会提升。

赵楚: 双十节记感：重温辛亥共和的梦想

去年薄海同欢的庆祝辛亥百年烟花已经散去，今年的双十节似乎冷清，但对我而言，今年才是真正值得纪念的年份，1912年元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民权和现代共和政治原则的政府在南京宣告建立，我们纪念辛亥百年，真正的意义恰体现在这一亚洲第一共和的炽热记忆之中。这是古老亚洲的光荣，也是中国人近代求民族新生，矢志振兴祖国的标志性时刻。没有百年共和的传承，百年辛亥的纪念将成为空心的狂欢。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弥漫一种出自权力崇拜的成败论史风气，因为辛亥的国父们没有能够创建媲美华盛顿、杰弗逊和亚当斯们的事业，因此，辛亥革命被轻率地称为不彻底的革命、失败的革命。人们忘记了，若就个人的功业而言，克伦威尔也失败了，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纳勒岛，许多历史大事件的风云主角都有暗淡的收场，但是，他们的事业并不因此而失去其强大的光辉。辛亥国父们的事业正是如此，碧血浇灌的自由之花，共和与民权的民族道路，这些凝聚百年梦想的事业从未因国父们的个人出处而变色。

与一般所说的相反，作为辛亥成果的共和国，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道路，在其后的岁月里，共和国的精神深入人心，形成新的民族文化与生活内核，无论拥兵十万的军阀，还是上下官民，没有人可以任何方式挑战共和的公共生活理想，凡挑战者只能落得可悲的下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共和国给近代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一个触手可及的梦，一个衡量一切后来统治者的标尺。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在相比今日法治框架远为健康的时代，会有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如此激进的反抗，这种抗议之声若按照后来的现实看，完全是没道理的，而且实际上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问题是，在当时，人们是按照辛亥第一共和的梦想尺度来衡量一切政治作为的，也衡量一切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北伐能够成功的社会基础，人们不能忍受军阀政治对共和愿景的践踏，支持重建共和的运动。

自1925年广州到1927年武汉和南京的政府，自称国民政府，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姿态，表示北伐革命是源自辛亥共和的直接源流，而施行宪政是国民革命的最高目标，然而，由于党治的实行与变异，以及内外环境的丕变，特别是由于暴日入侵，中断了新政府渐次创建宪政的历史机会，更由于赤色政治的兴起，这一历史机会终于丧失。

然而，不可忘记的是，即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之中，在民治、民有和民享理念下的共和建国的大略也没有一日废止，正是因为驱逐侵略者，再建独立、自由和民主新中国的梦想复燃，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才能以拙劣之装备，万难之条件，抛妻别子，毁家纾难，卓绝艰苦，忍受八年浴血奋战，终至赢得不朽胜利。换言之，抵抗外敌的热情不是来自凭空之处，而正是辛亥共和梦想复兴的成果。正人君子，以共和之梦为祖国奋起，野心家和小人以操弄共和梦想谋取小团体私利。

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合法性来自创建于抗战末期的政治协商会议，而政治协商正是抗战即将胜利，国人为实行宪政建国而创立的制度，犹如中国的大陆会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红色政权以怎样的学理为自己证明合法性，离开辛亥第一共和的正大基础，其立足之处将是一片流沙。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巨像每逢节日，还要矗立在广场的根本原因，也是那些为虎作伥的花瓶党依然不时浓妆登场的原因。

细看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历程，即使那些最缺少道德情怀和冷酷的组织，在其奋斗之中，也不敢公然丢弃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相反，他们正是最能够抢夺辛亥共和诠释权的团体，并以辛亥共和真正的继承者自居，枪杆子与组织的无情效率，都不能取代这一旗帜本身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一个最清晰的明证：共和的梦可能被扭曲，但绝对不会死去。

身为国人，当代中国的苦难历程我等均有身受，造成这一血泪之旅的根本原因，在于执政者背弃辛亥共和的理想。反过来说，举凡试图以个人之力对抗滔滔血水下历史逆流的，则无不是以辛亥共和的民权、民族与民生理想为旨归，也就是辛亥死难诸先烈与辛亥国父们事业的继承者。因同胞尚处于民权被无情侵害的境地，民族尚处于野蛮和蒙昧的呻吟桎梏之中，而过于帝王的残暴鞭挞下，民生之艰难令人发指，所以，辛亥之事业迄未完结。

今天我们纪念双十，并非出自桀犬吠尧的现代史党派偏私，更无意去剖判具体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我们是作为一个不甘于沉沦的中国人，面向先烈牺牲的拷问和未来世代的目光发言：当辛亥共和梦想的火炬传到你我之手，我们是用不懈的热忱和奋斗将其复燃光大，还是向隅而泣，自甘为奴，视自由的生活、共和的梦想与配得上华夏传承的国家未来为他人之事、过眼烟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必须重温辛亥共和之梦。这将决定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后代将过怎样的生活，最后，这将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拥有和生活于什么样的国家。

为此，让我们纪念双十节，让共和革命的梦想照进2012年的现实，以此祝福我们的同胞和祖国——愿自由之光长照我土，愿共和之波荡涤秽腥!

承认政府决策权力，尊重人民反对自由

http://blog.renren.com/blog/6182/878756709

1，三言两语说不清的道理，就不要为之辩论。有人信，也就信了；不信也就算了。
2，美好初衷和逻辑结果往往相悖。甚至必然相悖。有人称为公共政策的效益递减。于是，最好就是少做事，只做必须做的。政府要学会少做，民众也要学会少要求。
3，单独列出美好的价值，没有人会反对。但难的就是如何在不可兼得的价值之间做出选择。谁会反对给农民以医保？但如果要我掏钱，我当然反对。
4，殷鉴不远，毛泽东的95%。毛总说要团结绝大多数人，而他做任何决策也的确注意向人民“传达”。正是他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宣传洗脑机构和体制。即便如此仍有反对者，毛泽东就说他们不是人民。因为毛需要人民的支持。
5，悲剧性的原因就在于，毛主义的理论认为民意绝对正确，只要民意支持，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而没有民意支持，政府就一无是处。而专制政府是不会因为民意反对就放弃的，于是他们强奸民意，他们不允许真正的民意存在。
6，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合法性选择。凡合乎宪法和法律的，即便人民反对，政府也可以做；凡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即便人民支持，政府也不可以做。
7，用好和坏评价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无意义的。即便再好的行为，总有人会吃亏；即便再坏的行为，也总有人会获益。这甚至不是是否有利于多数人的问题。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少数人就要为多数人牺牲。所以只能考虑一个因素，政府的决定合不合法。
8，宪政下的政府，知道自己有权做什么。做了决定，人民有人反对，那就反对吧。与我无关。他们事实上尊重了人民的反对的自由。
9，非宪政下的政府，他们反而变态式地在意民意，而政治现实却是他们不会为民意放权，只会为权压迫民意——除非他们不在乎民意。用民意压他们，实在是可爱之极。
10，我国遇到天灾人祸，政府就要瞒报死伤人数。为什么？因为人民在意死伤人数的多寡。而人民的在意又合理吗？无论具体情况，不看是否属于严重灾害或者罕见评价，一死人就说政府坏合理吗？
11，长途大巴比火车受欢迎，其原理是什么？不管一切就要政府把长途大巴取缔的民意又对吗？取缔后受损的人怎么办？
12，在共和制的国家，甚至联邦制的国家，上级政府有无权力违背地方的民意做出决策？这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个制度设置的问题。
13，美国对日本宣战的决议，国会有人投反对票；开除刘少奇党籍要一致通过，为什么？
14，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除了多数意见外还有独立意见和反对意见，都必须写进判决书。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有争议就否认合法的决策机制的决策权力，其实质就是迫使多数人甚至不一定多数人否认反对者的反抗权。
15，宁波市政府，应该说服人民，若说而不服，只要决策合法，也就只好随他去。错就在不允许人民表达意见。
16，如果有选举制度，选举制度之外没有民意。你凭什么说合法的议会不代表民意，你随便搞的网络调查、广场结论就是民意。实际上还是没有程序正义意识。

不同的领域，同样的声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2007e40101dhub.html

好声音最初没看，这几天放假无事，直到决赛之后才把所有比赛的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这档节目会如此的火爆，除了那些必然因素以外（节目形式，歌手素质，运作炒作以外），应该还因为它会对不同人群产生不同的启发——四位导师和众多学员，会让大家联想到自己所处行业中的人和事。

抛开音乐这个专业不谈，在各行各业中，我们一定会找到与自己行事风格类似的学员，与几个导师风格类似的上司，领导，师长，从而产生一种共鸣。

譬如我，曾经在国内外接受了8年的设计训练，就觉得好声音的四位导师与我所遇到的设计课老师们太像，而每一个好声音学员也几乎都能在我的同学和同事身上找 到影子。我们当学生时，经常以10个人分一个组，由一个老师辅导，经过评图和选拔，最后每组挑选出一个优秀作品，在年级评比中展示自己的作品，而那些业界 大拿的老师们，就会对作品进行各种点评，各种互掐，插科打诨等，几乎与“好声音”如出一辙。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老师中一定有这么几个类型：业界无可争议的主流泰斗如刘欢，人脉广阔豪爽直率的大妈如那英，风趣幽默创意非凡的（往往是外籍或有海外背景）如哈林，还有本校的学长刚刚混到教师职位的如杨坤。而我们的同学中一定也无非这几类：入学以前就干这个干得挺牛逼的如关喆（比如我在耶鲁就有个同学入学前就开有公司而且业务很不错），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以前没考上后来终于考上的，谨小慎微从不出错的，当然也有作品特点鲜明充满争议的。

相信别的行业的朋友，肯定在本专业中也能够找到这样几种类型。

甚至师生的互动，也让我感到出乎意料的熟悉，虽然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是导师的那些调教的结果让我觉得如此似曾相识。

学术泰斗的刘欢，最终把战队打造出来了4个刘欢，这让我想到了清华建院里选老爷子当导师的甭管你之前擅长什么，统统要做人居环境。在耶鲁建院如果你选了埃森曼，必定要做折线。于是吉克隽逸最后决赛唱了首老歌，唱了首山歌。
那英是市场的主流，那感觉就像设计学院里活儿最多的商业设计老师，于是她留下了市场已经被类似郑钧汪峰等前辈验证过的梁博（校园民谣，摇滚等），而对才华横溢但是会有市场风险的张玮视而不见。
杨坤是刚刚评过教授的年轻教师，他的目的是跟前辈混到一个圈子里去，所以对学生尽量选择不会“出乱子”一不小心抢了其他导师风头的。金志文是不错，但是他不可能抢过决赛夜其他三人的风头，但是平安和关喆就不一定了，于是他们不能上。
哈林是那种真想学点什么的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他没有把学员向某个方向拉，他把金池打造成了金池加强版，莫愁打造成莫愁加强版，大山打造成大山加强版，师 太打造成师太加强版。但是，哈林这样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在国内的设计院校中必定在全院评比中引发大家争论，而且必定拿不到最后大奖。
“刚才吴莫愁这个是，我想了半天，她那么弄，我没怎么看明白她到底要干什么，这到底是干嘛，这事没看懂” -----刘欢
这句话，实在太熟悉了，我当学生的时候每次评图大概都要接受一次类似的教育。

许多人说决赛夜有黑幕，所以梁博夺冠。其实，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市场，中国观众的审美，就算没黑幕，梁博夺冠几率也大。如果你在其它文化创意行业有过经验，你会发现梁博夺冠简直是意料之中的意料之中。

微博上那么多人说喜欢莫愁，喜欢吉克，那是因为微博上的人根本不是中国市场的基石。中国的主流受众，在评判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不会看重独特性和创造性，而会看——这个东西“像”一个什么他们所熟悉的另外的东西。“像”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是”什么。

譬如互联网，中国的facebook，中国的twitter，中国的youtube，都屡见不鲜；游戏则说做wow式的，暗黑式的，dnf式的，很快就有 认同感。你要说做一个4m大小的小游戏，都是像素图像，里面没有杀怪练级和付费道具，有的只是自己搭方块儿玩，“懂行”的前辈会认为你是个毛都不懂的小p 孩，直到这个叫Minecraft的游戏一天能够创造数十万美元的收入以后，下次可能前辈会反而让你赶紧做个类似的。

这个觉悟根本就是常识，就像吃饭要先张嘴一样。所以，梁博无论是在市场考虑下还是真的在观众投票下夺冠，也根本是常识。决赛夜的另外三个人你无法很明确地 说他们像谁，他们也许多多少少地像他们自己，可是“自己”是一个未经过验证的市场模式，无论是大厂商还是消费者都会心存疑惑。但是梁博呢？他完全不做自己，他用从开始到最后的表演明确地直白地告诉了所有人“我就是学的汪峰郑钧！我就是玩的他们这种调调！我能学他们学的惟妙惟肖！”

有微薄说，吴莫愁从开赛到决赛唱了7种不同类型的歌，并把歌全都破坏掉转化成了她自己那种诡异的风格，而梁博则一直唱汪峰，而且是学着汪峰唱。发微博的同学以这样的口气表示了鄙视梁博的心态，可是这恰恰是梁博赢的原因。

我们多数人，对别的领域都不是行家，我们只对那个领域中比较流行的那些内容有了解。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去ktv唱歌的经历，我们认为的“唱得好”都是哪样？ ——大多数外行当然觉得是跟原唱越像越好！其实并非全世界人民都是如此，譬如老美k个歌，我们看来就是“总不好好唱”，总喜欢改词，拖调，或者弄些小动 静，然后自己瞎high——可是这瞎high如果到了专业水准，那就成了创新。
总之，吐槽是容易的，但轮到自己对不熟悉的领域做判断的时候，我们会成为被那个专业中的人士痛骂的那种没品的三俗消费者。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熏陶已经在我们的骨子里植入了随波逐流的基因，这个也许会部分的改变，但绝不会彻底被改变。blabla创新神马的，从这儿引申出来又是一大堆老调调，打住不提，吐不出什么有新意的槽。

除了这些，再加上梁博具备了无绯闻，不搞怪，行事低调，四平八稳，造型朴实等一系列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优秀品质，最后还唱了一首爱国歌曲，他不夺冠，谁夺冠？别说夺冠，他要是公务员晋升的也是他。

回到好声音和我们生活的行业的类比，还有个话题也挺有意思：据说好声音的冠军是要到世界的舞台上，跟其他国家的好声音冠军pk的。我看了一下美国好声音的 冠军，真为梁博感到担心，因为连我这种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外行，都明显看出来在音乐修养，演出造诣，临场技巧上双方都差太多了，甚至美国之声那些导师一把椅 子不转的，都强梁博太多。从纯音乐上来讲，这就像暗黑3里练了个40级人物，跟别的60级人物去打炼狱。

但是问题恰恰在此：我们是否需要把世界的舞台看得很重？从中国其他许多行业，至少是我了解的建筑和游戏行业来看，更常见的情况是——即使 见识过了国外60级水平的人，首选的做法也不是去国外拼60级，而是花很小的精力做出20-40级的产品，去Farm只要20级就可以生存的国内市场，而 更奇妙的是，用一大堆20-40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farm，居然会获得比国外用60级farm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海外更多变成了一种噱头，说白了还是在国内用——没有人会真想着做出60级的东西拿到那些需要60级才能生存的海外去的（欧美日），至多可能在那些同样20-40级的市场会发展的不错，如拉美，东南亚，非洲。

国内的市场还远没有达到需要专业程度达到60级的产品。以建筑来说，大多数人不需要什么高品味，高科技的精致的博物馆和小别墅，而是需要大片大片的经济适 用房和巨大的购物中心；游戏来说，大批玩家需要的不是主机大作上细腻的情感调动或独特的视觉风格，更多是各种满足一时杀戮需求，交友需求或干脆就是打发时 间的网页游戏。而从音乐上来说，也许市场还没有到向一款选秀节目苛求独特风格的程度，一个小汪锋足以让大家满足。至于说好的世界舞台，到时低调处理过去就 好。

这时，就看各人发展的究极目的是无视国界的，就想在自己的领域上往尖端上牛逼，还是最大程度满足国内的低级需求。多年前学设计的时候有个老师说过句有点反 动的话：“中国这样的市场快速膨胀，对一个行业的综合品质是拉低作用。”他说这话的时候，针对的是当时不少国际著名的建筑师，在国内设计了几个很恶心的作 品，完全无法与他们在国外的作品相比。“到最后，所有老外都装傻，都到中国来迎合三低群体的需求，整个行业的品质就下去了。”
“那为什么不会有人逆袭到最凶残的欧美主流去磨练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国内多怎么着的大师，到国外大概就变成三流了。还是轻松点吧，国内都自己人，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累。”

最后关于好声音还有一种可能，是听说的阴谋论观点，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到了世界好声音舞台上，会宣布梁博因故去不了，而让第二名的莫愁顶上，因此莫愁也是内定的。
如果这阴谋论是真的，那就更像其它行业了——看来主办方也知道到了世界舞台要靠莫愁这种。我前几天去过一个朋友的公司看他们开发的产品，国内版本四平八稳，但还准备了国际版本，用色挺大胆，设计特别前卫，问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发国内啊，多好，朋友神秘回答曰“你懂的。”

“你懂的，”一直没太懂，看完好声音又多懂了一层，但是离懂透还差不少。
各行各业的大家，你们“懂”到了哪个层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