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douban.com/note/434024377/
福山说打仗以后民主就更容易了，这个不假，但解释大概有问题。民族国家/民主建设在大规模战争后变得更容易，不大是可能因为打仗促进了强国家，而更可能因
为这种打仗往往促进族群的迁徙、整合、清洗，降低了族群异质性。确实，没法用民主组织起一个政府的“国家”，可以用行政官僚与极权来办到，这种“国家”往
往具有某种国族主义的外表。但是民主手段不能完成的目的，威权（极权）能完成，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基础上将来的民主进步会更容易：极权国家更可能摧毁公民认
同并消磨公民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兴趣与能力。如果把某种瑞典式政体当成先进，那么所谓转轨政治学其实就是政体领域的发展经济学，一种”发展政治学“。考虑
到相对规范成熟的发展经济学尚且充斥着无数的胡说八道，至今没完全从哲学思辨中独立出来的发展政治学群魔乱舞也就不奇怪了。
我认为，更准确地来说，假如一个国家（人民）能够通过改革或”革命“采取民主制而不垮台解体，那么说明他原本的国家建构就具有民主潜力，而这与国家能力强
弱没有必然的内在关系。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某个国家一进行”民主尝试“就垮台，只能靠苏丹式政体来维持统一的秩序，那么他就没有走在的民主道路上，
就注定要在混乱和极权之间做选择：此时，“国家能力”的建设就不是在为民主做先期准备，反而会引向某种社会复兴党式的体制。福山认为，有些国家可以从第二
类转变为第一类，并且这种转变是由于政府能力的增强。其实不然。历史地看，这些转变如果可能，要么是原来的负面外在影响被去除，使其内生的民主潜力得到释
放，如东欧；要么是引入了正面的外部影响来“输入”外生的民主，如某种良好的殖民主义或强烈依附于某民主大国。能否建立可持续的民主极大取决于当事国历史
给定的内部禀赋，比如地缘位置、族群结构、传统政治文化样式；再加上政治行动者能争取到的或被强加的外部影响。说强国家是一个可以引起内生民主的变量，大
概是谎言：在国家能力之外的条件不具备的政治社会，发展到最后只会有强国家，不会有别的。在缺乏强烈外部影响的情况下，有些政体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长入民
主；有些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在原地打转。二者的区别恐怕不能单纯以国家能力建设的强弱这一维度来区分。对于第二种国家来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谈论
“民主发展战略”，也只有在那一种情况下，“先建设国家能力与法治后开放普选”的不对称路径才有正确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那就是存在民主大国对小国
的政治、军事、经济监护。除此之外，无论是不是涉及”国家能力建设“与“民主尝试”，谈论这类战略都是误入歧途的。
具体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放到长期历史曲线来看，不过是终于误打误撞走出特别强烈的外生冲击造成的影响罢了。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假如在上个世纪20、30年
代中国和平或不和平的解体，那么现在东亚大陆就会存在若干极其贫穷的内陆国家和若干GDP与韩国相仿的沿海出口贸易型国家。这些国家的GDP加起来肯定会
大大的高于如今的“中国”GDP。
文革造成的后果是部分重演了中国的解体。抛开技术细节不谈，郑永年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指出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的行政架构部分的是遗传自面对文革的
后果而不得不采取的分权措施。文革极大地摧残了中央的权力。这种摧残客观上有利于今后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部分地回归了其禀赋所能保证的十分自
然的增长曲线。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法治建设，经常和“行政合理化”混淆在一起。法治社会的经典形态，需要强大的私法系统，更多依靠私人诉讼积累的前例来
规制社会运行。公法更多的是约束国家权力，规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一个社会运行严重依赖政府法人的集权化国家可能是高度理性化的，但不是“我们”——
自由主义者想追求的那种法治。很多中国法律学者所理解的法治就是由强大的公法规定官僚机构如何治理社会的行政国家。这种国家可以有某种程度上的良治，表面
上很秩序、人道、清洁，但长期绩效估计会陷入停滞，其社会也会呆板压抑（然而大概并不残酷，和我们不同）。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往往是两种类型的混合，比如说
在管制领域中就存在“规制型国家的兴起”。我国法学教授天然对这种混合中行政合理化的部分特别感兴趣，因为这种成分好像既代表了现代文明，又不必然和现行
的权力根基冲突。英美意义上的私法主导法治很不干净、好看，充斥许多琐屑的、碎片式的，没效率的外观。比如辩诉交易，畸形庞大的法律业，行业团体根深蒂固
的势力，过度发达的诉讼文化等等。当然，即便是学者们追求的合理化行政国家也是不可能的，这等于消解党系统、乃至领导人的优先性。行政国家一切都是按部就
班的官僚主义，而党系统降低为官僚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官僚机器的主人，这是不可接受的。
进一步说，中国当下的政体是三种成分的“混合政体”，也即关系网络的恩庇制、官僚的行政国家、外加党系统。在不同的治理层面和不同的治理领域，这三种成分
的混合各不相同。比如在村县一级，恩庇制度占据绝对优势，国家和党的原则处在福山所谓的“政治衰退”状态，或者诺斯所谓“自然国家”状态，某种更靠近生物
学的原则构成了政治行为的基本动力。在中央一级，党的机器大概更占据优势，体现为组织部手中的巨大权力（至于真实情况如何我不知道），在更技术化的部门，
也许行政官僚略微主导一些。虽然正式制度只有党+政府+人大政协的三套班子，但我们可以把他们想象为外表，任何运行原则都是在这个外表下运作的。在中央一
级，乃至省市一级，党的原则，组织部的原则就还在起作用，在县一级别，官匪一家，黑白通吃，权力掌握者的家族把持大部分财源。这不是说党机构在基层彻底瓦
解，或者说在省一级就不存在恩庇制度，否则也不会打老虎要牵扯进几百人。
在这个视角上去理解今上的讲话、行动就会显得比较清晰。他现在做的就是试图消灭恩庇制度，同时增强行政国家和党机器，来挽救他眼中的“国家危机”，其中，
重整党机器的优先性又高于行政国家的建设。他主观上大概是想消灭恩庇护网络，增强党机器和行政国家，自己来当头目。但现实是很可能会变成他底下的人形成了
新的庇护网络，如果形成不了新的庇护系统，行政国家统治成本的上升简直难以忍受。毕竟党机器的退缩、被恩庇制度部分代替是我国经济起飞的秘密之一。没有党
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方法，“中国”的政体最可能某种是“全能的”行政国家和恩庇制度的结合。全能行政国家有自身的行为逻辑，其中多少有超越“派系”的因素存
在，表现出某种“官僚的公正”，维系某种类似于“法制”（Rule by
Law）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派系”的存在本身也必不可少。他是官僚机器内部将权力私有化，将触角伸向社会的表现。他的存在既腐蚀了全能的行政国家所
标榜的中立，同时也缓解了他的无能与僵化。没有贯穿体制内外的庇护网络，缺乏外部制衡与问责机制、承担过多社会机能的，“全能行政国家”，本身难以运作。
这一体制的激励模式会很糟糕：一个不处于庇护网络的纯粹根据行政激励行事的官僚，他的个人收益与绩效挂钩的机制一定极其僵化、脱离现实，这就让经济发展和
良好治理的激励与他行动的动机偏离的更加厉害，远甚于将体制内外结合成一体的庇护网络。如果全能的行政国家真的把自己所标榜的中立贯彻到底，实际上就是统
治的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庇护制又挽救了行政国家。两种机制互相对抗，但又难解难分。
至于
党的存在更多是外生因素，他和上述的行政-恩庇机制格格不入。要花很大力气把自己融入进去。党系统有一种焦虑，它随时可能在“僵化呆板的行政中立”和“盘
根错节的地方利益综合体”的结合中迷失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随着建政日久，列宁体制已经部分被官僚-庇护制度的综合体吸收了。纯粹按照布尔什维克原则
来治理，只会得到一个战争机器，而和平时期的战争机器是很容易自灭的。前17年的许多现象多次印证了这种自灭倾向的现实性。当今重整党机器的努力能够前进
多久，仍是个疑问。
总而言之：不管是任人唯亲、官僚主义还是党的主导地位，都和一些人所想象的自由民主法治“进步”毫无关系。主政者反对其中一者或两者，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强
其他的部分。这三种成分中更吸引人注意的是合理化的行政国家。在西方，官僚机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对公民社会的功能产生遏制，其扩张意味着对公民社团的功
能替代，具有挤出效应。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会造成公民社团的法团化，使得公民团体和政府的界限模糊。这种情况最恶劣的表现是联合国：大批外国NGO涌入
类似于海地之类的地方，消耗联合国的资金，却没什么绩效可言。这就是官僚制度下的“公民社会”、“良性互动”。可问责的、讲求职业精神的专业文官系统，在
西方也只是十分勉强地不蜕化为全能行政国家而已。在中国，抛开党不谈，如果我们单纯追求合理化的行政国家，更要面临的两个方面独特的挑战，其一是垄断一切
权力的官僚机构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其二是如此庞大的行政国家面临庇护网络的俘获极其脆弱，几乎不能保护自己所标榜的中立性。
不管怎么说，中国当下的政体是某种“均衡”，至少在中短期看来是可持续的。它和波尔布特、战时共产主义或者文革这种不可持续的自毁体制有很大不同。换句话
说，这一政体具有某些保守主义的强韧性，这种强韧性部分的来自这三种“混合原则”的配合。一种不涉及外在规范的萧规曹随的保守主义战略，大概是能最好的延
续政体的策略。然而许多人一方面不愿或不能理解体制实际上怎么运作，另一方面却也不考虑把这些运作机制砸了以后怎么办，拿什么替代（很讽刺的，这些人最喜
欢用“你行你上”来指责他们的观念对手）。当然，他们自然更是绝不接受“那干脆完蛋了好”。从长期看，我并不认为这个均衡还能有哪怕是印度式的那种强韧
性。今上的折腾，一种可能性是，在经历徒劳无功的反抗后，回归原有的均衡路径；另一种可能性是，在这个折腾的过程中触发某些极其危险的临界状态。最近，
《外交》杂志网站刊文，警惕美国决策层不要被中国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话语蒙骗，因为中国人设想的是19世纪强权外交、势力范围，直接违背美国利益与价
值底线。如果美国放任中国误解美国对中国的期待，后果可能会很严重。欧洲盟军前总司令克拉克也在纽约时报上指出，“应当对中国动真格的”。文中指出，一位
中国高官近年曾狂妄地宣称，中国的造船厂24小时马不停蹄的开工，积极发展尖端军事产业，很快就要超过美国。尽管现在所有主流的国关专家对“ major
conflct between US and China”的公开预测都是”not likely“，但未来几年形势的发展，的确存在不确定性。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