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一个美好的童话？

传统，一个美好的童话？

写文章如讲故事，不管是经济学论文还是历史梳理，本质上无法在数学意义上“证成”什么。一个好的模型是一个好的故事，而一个好的故事，未尝就不是个好的模型。张五常在《经济解释》开头的告诫已经被用滥，但我仍然要在本文开头强调： 写文章-讲故事，永远是在特殊与一般的两级之间走钢丝，你不能百分百的确证，自己的故事是否因为过于强调一般性而沦为套套逻辑，或者因为过于特殊而缺乏解 释力。讲故事无法摆脱类比和隐喻，这既是造成误导与困扰的原因，亦是带来启示的源头，至于二者何者居多，则正体现了说书人的技巧与识见。

首先，我先呈现一个好的故事
这 个故事毫无疑问印证了秦晖的一个洞见：传统中国，官方行政权力之外“公共（集体）行动”，被排挤到相当狭隘的几个领域（如慈善、私学），并且不得不依托宗 社、寺庙势力。但是即便如此，行政权力仍然无孔不入，时刻准备“接管”之。在这个故事里说书人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对比：东方式的行会与西方式的公会的区 别。在我看来这个解释是有吸引力的。早在唐代，各个主要城市的行会就已经“法团主义”化，亦即，被深深地植入行政国家的体系内。“行头”们的主要功能，首 先是，也主要是，满足官府的管理需要，协助征收商税。他们诚然不是“国有的”——不是官僚机器的组成部分——但是与西方中世纪具有自治地位的公会相比，无 疑地无比孱弱。行会-公会的人员组成与运作模式之别，度量了国家权力的运行范围与深度。至于说到城镇，中西的发展就更有趣了。从上面看，我们知道，长安 （北京）长期是帝国(天朝）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不是经济-政治中心。长安是世界一流大城市，北京有世界一流的便宜地铁，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政治中心。但西 方的最发达的城市，大多因为其经济职能。从下面看，自发倾向在西欧与中国都是存在的，我们不说典型的西欧自治城市，以及各种“新村”。从中国这边来看，自 南朝开始，地方上非官方的商业聚落——”草市“就已经渐次发展，从集市、到定居点，最终变成新的市镇，但是每当城镇稍成规模，官府便迅速的介入，把行政机 构的触角探入社会，进行县的设立与相应的役税的征发。而从赋税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在中世纪中期，贵族经历了一个切实的租金固定的时期，而此时市民与“农 奴”在分成中的比例大大的上升了。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唐代疯狂的商业税增长率可以印证这一点——原则上，以北朝传统论，商税根本不该开征。

上 文实际上引起了一个下文将要探讨到的有趣问题：当你在西方或者东方的传统中寻觅自由的影子的时候，是静态、孤立的分析例子，还是综合考虑样本的数量与时间 的流变？我们可以设想，给定观察的时间点，不难在盛唐时看到无官府管理的草市，也可以轻易在欧洲观察到汉萨城市的覆灭，那么这种对比的意义何在？这故事讲 的好么？记住这里的关键词：数量，以及流变

我不知道诸君在上文的叙述中是否发现我的叙述中没有论及的地方：各个时期-地点的情况未必是相 同的，甚至一定是不同的。汉唐时编户齐民的苛厉，可以套用于明清么？ “自然经济”的关东，能和分工相对成熟的江南对比么？我们知道，随着明清之际江南分工的发展，宗族势力有所勃兴，儒家们津津乐道的“自治”似乎也成了点儿 样子。用隋唐门阀最终解体，皇权高峰的情况来对比，似乎不公平。但是，假如把上文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结合在一起看，就会发现，无论唐代还是明清，行政 干预在广度上与深度上都未见退缩，而尽管我所引的例子以江南为主，江北的行政机器则只会更为发达而没有更衰弱的可能性。的确，士绅或许有所发展，但他们连 最后的保留地——慈善——都无法真正的自治，我们必须怀疑他们在地方公共政治以及国家层面的政治上能有所作为的可能性。这里我们面对一个可能的批评：明清 的宗族自治的前途，因为现代化的粗暴插入而终结，假以时日，他们本来是大可以出息的。

有位”著名“的传统粉丝就对我们上面的故事提出了质 疑，他讲了如下这么一个故事：@吴钩1975: 佛山，早在明清时已是繁华的工商巿镇。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明代天启之前，佛山并无一套行政机构，由市镇自治。而佛山最早的常设行政机构为天启年间设立 的嘉会堂，也是士绅创建、主持的民间自治组织。传统社会的自治能力，远超今日你我的想象。

我当时的回复是“呵呵”。回过头来想想，“呵呵”两个字内涵的“QNMLGB”的意味显示的还是太简单粗暴了，所以，我决定，一方面讲自己的故事，一方面，评判下他的故事。

先 回忆一下“皇权不下县”的神话是怎么回事。这里我要引用数卷残编阿姨的说法，那就是，把民国时代皇纲解纽的特殊情境下产生的特殊情况，套用在整个传统中 国，是很成问题的。秦晖通过对出土的魏晋竹简的研究揭示出即便是在门阀势力鼎盛时，国家的编户齐民仍没有放松，“宗族”势力无处觅踪。诚然，“正式”的权 力机构只在县一级便告结束。但是——这是个“语言游戏”——正式机构终止的地方，就是皇权终止的地方么？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碰到了隐喻。西方的封建“自治” 可以通过司法权加以度量。大领主领有“高级司法权”——判处死刑的权利，并且封建法庭与教会法庭的权利也被逐渐的上收。不过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货真价实的 “自治”。可是中国的传统的乡村非正式制度要么无力制衡正式制度，要么根本就是正式制度的延伸。证据在于，若非如此，历代苛刻的税收和力役是根本没法执行 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驳是可能的：明清之际，无疑有了新的发展，怎么能说传统就没希望呢？ 从逻辑上的可能回答是：明清的地方宗族发展明显的不如魏晋，魏晋的国家控制力如此，无论明清。但是，仍然不能排除宗族的发展与国家共同成长，“良性互动” 的可能性。我们接下来不妨深入到故事本身的逻辑去探讨一番。

吴钩1975涉及的基本史实在《佛山地方权力机构研究》这篇论文中有所体现， 但我注意到几个有趣的地方。其一，佛山最早的保甲资料可追溯到洪武年间，建立了保甲和里正。 由乡老负责基层的国家职能的完成。这一时期的佛山在行政上并无太大特别之处。 第二，佛山的治权向乡绅转移，竟然是源于官军平乱，而佛山的24铺格局，最开始就是平乱的防区。第三，我注意到，也就是在平乱后不久（景泰二年），正式的 官府机构五斗口巡检司迁入佛山，而民间的北帝神祭祀，竟然也被收归国有。必须承认，不管是巡检司职能还是官祀的”国有性“，都是比较弱的，但是在佛山大发 展的一开始，官府的正式机构就介入了。而不必等到清代的文物四衙。第四，嘉事堂等等机构确实包办了一些“公共利益”可是，正如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集中在济 贫、办学 （官方督导下的）修理海防、城市治安方面。最为重要的正式司法权，仍然掌握在衙门手中。

好戏来了。故事有不同的说法，下面是我 的版本：对于西方自治城市来说，其拥有斗争得来的法权。对于封建主来说，其拥有契约保障的封建权利。自治城市与封建主之于王权、大贵族有更多的”正式权力 “分立的意味，这表明其在实际运行上更多的是对大权力拮抗而不是补充（斗争得来的权利），在意识形态上则有各种宪章与封建法律加以支撑。佛山的情况则刚好 相反。他填补的是正式职能的细缝，是捡漏，而不是成为和帝国与王权与大贵族的对立力量。这和我所前述的唐代的行会有类似之处。如果有人拿这种“行会”去说 什么自治，会让人笑掉大牙。

佛山为代表的“中国式”自治，只能在非正式制度下用功夫，而对于正式制度则毫无作为。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是这样 讲的:合约的执行，越是靠近关系型就越为人格化，越为靠近正式执行就越为非人格化。而非人格化的契约执行效率是市场发展与分工深化的必要制度条件。佛山的 自治谈不上正式的司法权（当然，小事儿由乡里裁决，不运用正式制度与程序，这是事实，可是这有啥值得自豪的？原始人就这么解决问题），而西方的自治很大程 度上表现为正式制度的发展，表现为各种法庭（商人法庭、宗教法庭、普通法庭、城市法庭等等等等）的蓬勃发展。（这里不是在谈佛山，谈所谓皇权管不到的村 庄）宗族之“自治”，是家法，而招降纳叛、收纳流民，但问本事，不问出身的城镇，则是“公民法”。前者不是面向扩展秩序的，而后者才是。即便不从这个角度 来看，西方的自治体是真正的政治单元，但中国传统的则谈不上。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自治体”来说，永远处在“待接收”的地位，无基本的安全可言。当然， 随着政制的演进，“自治”在当下语境里有了不同的含义，再也不可能是原本的半独立意味。可是不管怎么说，现代自治是政治自治与法律的自治，而不是宗法自 治。前者的传统带来目下的自由宪政，后者的自治，其高端在于魏晋，然后不可避免的被皇权所打败。

我们退一百步来说，就算承认宗族自治“有 自由的萌芽”，可是吴钩也只能在经济最发达，历来贸易最繁盛，官府势力最小的广东去找那么一点点，数量上说不过去。而从演进的角度来看，基本可以认定佛山 的模式也是没有前途的。残羹冷炙耳，有什么未来可言？不去面对强权追求“法权”，免不了被接管的命运。

故事就讲到这里。是不是美化洋鬼子另说，但是我真没发现中国传统社会有什么“远超你我想象力的自治能力”。数卷阿姨说我祖国有无数的自由残骸，小白兔也说过保守主义者不去先验的假定哪个传统是更好的，他们仅仅指出在何种传统下，自由在不断的发展。我认为两者说的一回事。

毁誉参半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其人其事

毁誉参半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其人其事

20世纪的历史上，像皮诺切特这样争议巨大的人物还真是少见，爱他的人爱的情深意切，恨他的人恨的恨之入 骨，他病危入院时有民众自发在医院外为他彻夜祈福，他死后有6万人排队瞻仰其遗容，也有人开香槟庆祝。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既不是南美洲最长的，巴拉圭的军 政府执政35年，也不是最血腥的，阿根廷军政府要残酷的多，但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在17年的独裁统治中，皮诺切特成功地指挥了一个高效而残忍的警察国 家，期间使数千左翼人士“被消失”。同时皮氏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大湿惺惺相惜，重用“芝加哥小子”，大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上的“智利奇迹”， 智利人民生活水平在其独裁统治期间获得了巨大提高。1990年，皮诺切特和平下台，让位于民选总统Patricio Aylwin，使智利平稳地恢复了民主制度…………
一、有个国家叫智利
      南美洲有个国土狭长、人口1000多万的小国，它叫智利。最初对这个国家的朴素好感来自葡萄酒，我从大学开始贪恋杯中物，偶尔小酌，苦于囊中羞涩，智利产 的葡萄酒成了上选，一言以蔽之：物美价廉。这种国家估计没钱去什么广场砸钱一天播400遍国家形象宣传片，自然也入不了中国人的法眼。但是在2010年， 一场8.8级反华地震，外加一次反华矿难和绝地反华大营救，不但让智利成为反华国家的新成员，更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推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33名矿工 在622米深处被困69天，最后悉数获救，不得不说这是人类救援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国家既不像美国那样强大也不像日本那样精于防灾减灾，甚至都 不属于发达国家阵营。整个救援过程高度专业化人性化，同时也得益于平日的未雨绸缪，在智利看不到领导的亲切关怀，也没提群众们深受鼓舞，更听不到“我们来 晚啦！”，因为人家政府行动及时，根本就没来晚。矿难受到了全球的关注，成了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人们能够直观的体会到，智利是个尊重人命的国度，而且 有一个高效的政府以及严明的法律，这个国家的公民有做人的尊严！同时，智利在南美洲也以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著称，与阿根廷、巴西并称南美ABC三强国，市 场经济与国际贸易发达，2010人均GDP排名世界第49位，民主指数在167个国家里排名第34位，略低于第31位的法国，高于台湾和以色列，2010 年经济增长率5.3%，经济自由度排名全球第10位，拉美第一，国际竞争力排名第30位，拉美第一。有观察家预计，智利将是南美洲第一个进入发达国家阵营 的国家。

二、民选总统阿连德
      1970年的总统大选也许是智利有史以来最富争议也是最关键的一次，这次大选，三位候选人没有一位获得绝对多数选票，人民团结联盟(Popular Unity)的候选人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获得了36.3%选票，保守派的前总统 Jorge Alessandri 获得了35.8%的选票，基督教民主党的Radomiro Tomic获得了27.9%的选票。根据智利宪法，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国会有权决定哪位候选人当选，根据以往的惯例，国会一般会直接选得票最多的哪个候选 人。但是这次阿连德掌权遇到了一些麻烦，毕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让人提心吊胆，所以国会掀起了反对他的活动。后来阿连德不得不签署了一份宪法保障令 （Statute of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承诺不违反宪法，这才赢得了本来是支持前总统Alessandri 的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的选票。阿连德与1970年11月3日就任智利总统，值得一提的是，阿连德是世界上第一位通过合法程序民选上台的马克思主义者总统，虽 然实际上他只得到了三分之一多一点的选票。
三、智利的社会主义之路
      由于智利总统任期不得超过六年，所以阿连德上台之后迫不及待地开始实行被称作“智利的社会主义之路”(La vía chilena al socialismo)的 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内容，简单点说就是“土改”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智利的土地改革，阿连德的前任Frei就间就已经展开。Frei竞 选总统之时，曾经许诺，要让10万农民拥有土地。当选后，前三年（1965-1967年），平均每年没收45万公顷土地；后三年（1968-1970 年），则达71.8万公顷。阿连德政府却要搞大跃进，好似三年赶英超美，一举翻天覆地，仅在1971年，执政府所没收的土地比弗雷政府六年之总和还要多。 最可怕的是，没收地产主的土地，本应由土地改革协会领导进行，殊不知事态迅速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农民翻身做主人，往往自行决定怎样没收土地。对此，政 治旗号便是为工农服务的阿连德政府怎么可能干预呢，只能默许。这下地主不干了，便组织武装保卫自家的土地庄园。土改改到最后，沦为农民及农业工人与地主之 间的武力冲突，政府束手无策，局势完全失控。智利是铜矿之国，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三个铜矿Chuquicamata, El Salvador, El Teniente被两家美国公司拥有，其实阿连德的前任Eduardo Frei就已经开始了智利铜矿的国有化进程，与美国公司签署协议，购得了三大铜矿51%的股权。但是这种温和的国有化方式让智利极左派别不满，于是阿连德 在竞选时承诺加快铜矿国有化的进程。上任伊始，阿连德提出修改宪法，以赋予他更大的对企业进行国有化改造的权力，智利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此基础 上，17.450号法案得以实施。按照该法案，智利政府本来应该按照账面价值赎买美国公司的股份，但是阿连德政府认为美国公司在智利的铜矿上获得了过多的 利润，于是决定不付钱，强行没收美国公司的股份。美国政府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This serious infraction to international practice can cause damage not only to Chile, but to all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这种对国际准则的践踏不但会伤害智利，也会伤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从此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总统算是跟美国结下了梁子。除此之外，与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阿连德政府也试图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旨在提高穷人的福祉。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就是猛印钱）的支持下，1971年智 利工业产值增长12%，GDP增长8.6%，失业率下降到3.8%，可惜好景不长，1972年智利通胀率达到了140%，财政赤字高企，外汇储备大幅缩 水，到1973年，智利GDP实际上比71年年均下降了5.6%，由于阿连德政府在恶性通胀时实施了价格管制，并且强行提高工资，导致生活必需品在正规市 场上消失，黑市交易火爆，人民生活水平暴跌。这些凡是懂一点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是脑残的政策，导致了智利经济陷入崩溃边缘，阿连德政府不得不对外宣布主权 违约（也就是之前发的政府债券不算数了，不还了）。一方面，智利的地主，商人，和中产阶级以及职业技术人员强烈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主权违约 又得罪了一大票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早就看阿连德不爽，没收美国人资产的帐还没算呢。国会方面，本来比较中立的基督教民主党也开始对阿连 德的大胆的社会主义政策产生不满，从而倒向了右翼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于是形成了智利版“府院之争”的形势，最高法院与阿连德政府同样关系紧张……
四、智利的“满洲候选人”？
      冷战时期，一般国家不是亲美就是亲苏，也有像铁托或者齐奥赛斯库那样两边不得罪的，兲朝那样拳打美帝脚踢苏修的“勇夫”十分罕见！阿连德是个马克思主义 者，肯定跟苏联老大哥有着天然的情愫，又跟美帝结下了梁子，内外交困，不得不转向苏联老大哥。在1972-1984年担任前苏联克格勃秘密档案馆馆长的米 特罗欣偷偷带出苏联的秘密档案披露，早在竞选期间，阿连德便接受了克格勃4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援助和5万美元的个人补贴。由于阿连德只比得票第二多的候选 人多了39000票，历史学家Christopher Andrew认为，阿连德的当选与克格勃的资助和支持脱不了干系。阿连德当选后访问了苏联，并且获得了1972年由苏联政府颁发的“列宁和平奖”（之前叫 “斯大林和平奖”，兲朝著名学者、《斯大林赛过我亲爷爷》的作者郭沫若曾获此奖）。米特罗欣档案还披露，“克格勃曾经努力让阿连德明白改革军队和情报机关 的重要性，并说服他让智利情报部门与苏联情报部门展开合作”阿连德表示自己“非常乐于与苏联合作”。米特罗欣档案还披露，在克格勃眼里，阿连德的最基本的 错误就是“不愿意武力镇压反对派，对国家机器控制不力，这让他的政权很不稳定。” 前苏联克格勃高官Nikolai Leonov确认，苏联曾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支持了阿连德政府。1973年中期，苏联曾向智利军队海运了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火炮和坦克，但是正在此 时，苏联高官得知了第一次针对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果断下令航船改道，去了别的国家。1971年末，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对智利进行了四个星期的访问，卡 斯特罗在访问之后得出结论：“智利的社会主义之路最终会把智利引向古巴式的社会主义！” 毫无疑问阿连德是一个苏联的代理人，就好像美国电影《满洲候选人》中描绘的那样，他的目的就是把智利变成拉丁美洲的第二个古巴。
五、宪政危机
     1972年10月，智利爆发了反对阿连德政府的大罢工，罢工最初由卡车司机公会发起，有40000名卡车司机参与罢工，使全国交通陷入瘫痪，后来智利传统 上比较富裕的行业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包括商人，职业人士和学生。苏联可以搞渗透，美国也不是善茬，据悉CIA为此次罢工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资助。罢工持 续了24天，与此同时，智利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阿连德政府违反宪法，滥用职权，破坏法律和公正，干涉立法机关，干涉司法机关等等。其中决议的 第5条写到：That it is a fact tha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from the beginning, has sought to conquer absolute power with the obvious purpose of subjecting all citizens to the stricte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l by the state and, in this manner, fulfilling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a totalitarian system: the absolute opposite of th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esta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现实就是，目前的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获得绝对的权力，用以实现把所有公民都在政治和经济上置于严酷的政府监管之下的昭然若揭 的目的，从而建立极权统治——宪法建立的代议制民主的对立面。）众议院还谴责阿连德政府违反业已被国会批准的宪法修正案，该修阻止了阿连德政府继续深入国 有化。决议还呼吁智利军队介入，解决宪政危机。这一决议最终导致支持阿连德的陆军总司令Carlos Prats辞职，皮诺切特接任陆军总司令之职。与此同时，智利最高法院也不甘示弱，一致通过了一项的决议，谴责阿连德政府“合法性中断”，因为该政府不能 贯彻执行司法裁决，当法院的判决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时，阿连德政府拒绝让警察执行法院的判决。
六、一代枭雄
       我们的主角皮诺切特出身行伍，却并非粗鄙之人，早年在智利军事学院学习时成绩优异，后留校任教，教授地缘政治学和军事地理学，当过学术杂志编辑，曾在智利 大学学习过法学，后因工作调动学习中断。他从上尉干起，当过军事学院助理院长，最后官至陆军总司令，全靠自己打拼。跟蒋介石类似，皮诺切特是科班出身的职 业军人，只不过皮氏比蒋介石更有文化一些。
七、 军事政变
       所谓墙倒众人推，阿连德政府接连挑战宪法，挑战国会，挑战最高法院，试图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度搞成兲朝式的三权合一的极权制度，引起 了大部分智利民众的不满。1973年9月11日早7点，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陆军联合空军发动军事政变，要求阿连德辞职，被阿联的拒绝，后来空军出动战机轰 炸了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总统府，陆军也向总统府发起了进攻。阿连德此时对智利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 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 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这讲话义正言辞得都乌有之乡了！最终阿连德选择了自杀。尽管美国政府极其讨厌阿连德，并且有证据 表明美国政府从70年开始就支持智利的反对派，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直接参与了1973年的政变，基辛格曾经跟尼克松汇报：这事儿不是我们干的！虽然 美国政府与之后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在表面上还是批评了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表面上。随着智利军队控制了国家局势，皮诺切特禁止了一切 左翼政党活动，随后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大清洗马上就开始了，政变之后一个月内，就有70多人在名为“死亡大篷车”的行动中被智利军队处决。
八、执掌大权
      政变之后，一个军政府被马上建立了起来，宪法被冻结，国会被解散，军政府同时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直到1974年12月7日，皮诺切特被提名为总统，行 使行政权。直到1980年，皮诺切特发起了一项全民公投，内容是通过新的宪法，新宪法赋予了总统很大的权利和8年任期，同时新宪法也确立了一个由军政府过 渡为民主政府的为期8年的时间表，新宪法以67.71%比30.19%获得通过。在皮诺切特执政的17年里，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有大约 1200-3200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被处决，大约3万人被拘禁，其中数千人被施以酷刑。其中非常有名的有巴切莱特准将，他忠于阿连德政府，被皮 诺切特定点清除，他的女儿——米歇尔·巴切莱特在皮诺奇特死的时候正好是智利总统。
九、芝加哥小子与“智利奇迹”
      政变之后，由于共产主义者都被清洗，议会被解散，皮诺切特推行的政治改革得以畅通无阻。所以智利几乎变成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实验室，而具体的实施细则 是由一帮叫做芝加哥小子的人制定的，这批人因为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教育而得名。早在1950年代，美国国务院和福特基金会就资助年轻的智利和经济学学者远 赴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政府希望以此影响智利的经济政策，但是美国的如意算盘直到70年代都没有成功。芝加哥小子们回到智利以后，根据芝加哥学派的 指导思想制定了一部经济改革计划，这部计划厚达500页，跟板儿砖一样厚，所以就被称为“板儿砖计划”，7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芝加哥小子们把板儿砖计划 呈给保守派候选人Alessandri，被其回绝。皮诺切特上台之后，芝加哥小子们一跃成为国师，板儿砖计划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智利的经济纲领。阿连德政 府的驻美大使曾经这样评价1973年的政变：表面看这是一场军事政变，事实上这是经济学家和军队同谋的政变。
      皮诺切特上台后，对他的经济政策最有力的一句概括就是：“不要把智利变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度，而要把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
      这态度大概与美利坚的弗里德曼大湿脱不了干系，1975年，大湿应邀来到智利指导工作，弗里德曼在智利呆了六天，大力宣讲“休克疗法”，建议经济改革不 要拖泥带水，而应大刀阔斧，譬如大幅度消减政府开支，放开物价，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以此刺激本国工业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走向强健，或者消亡。 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弗里德曼承认，从短期来看，使用这种疗法，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失业率上升，贫困加剧，然而，经此剔骨疗毒，可以还原一个六脉调和的经 济肌体，为未来的起飞编织自由的翅膀。他和皮诺切特会谈了45分钟，后者对“休克疗法”非常感兴趣，“但是显然担心它可能造成的暂时性失业”。再三权衡之 下，还是决定赌一把。
     从1975年开始，智利军政府实施了芝加哥小子的计划，最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自由化，国企私有化，遏制通胀，平衡政府赤字。不但阿连德政府没收的私企都还 给企业家，原来的许多国企也被私有化了，这些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原来被阿连德政府驱逐的外国公司和银行又重新回到了智利。为了鼓励进出口贸易，智 利政府降低了关税。从1976年开始，智利的经济天空便多云转晴，稳步飙升，此后六年GDP增长率分别为3.5、9.9、8.2、8.3、7.9、 6.2。到1981年，通货膨胀率更是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下降到10%以下。就业率与人均收入皆有上升。但是由于财政部长Castro的固定 汇率政策导致的贸易不平衡，82年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全球也经历了经济衰退，智利在82-83年经历了一次泡沫破裂。后来智利政府采取了浮动汇率制，从 80年代中期开始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智利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2%。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80年代经历了“拉美失去的十年”普遍陷入债务危机 时，智利经济却是一枝独秀。尽管皮诺切特在1990年下台，其后的民主政府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改变崇尚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而是进一步推进了国企的 私有化改造，继续促进对外贸易。进入21世纪以来，智利经济总体保持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被世界公认为拉美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十、自挖墙脚
      自由市场经济就如同落进岩石缝隙的种子，是解构极权主义的有效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张力，然而皮诺切特作为一个权威甚大独裁者，却播撒下了这颗将来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种子，自上而下的解构自己的权威体系。说白了就是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弗里德曼早有论述。他那本1962年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第一章就是讨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写道： “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 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当然，自由市场的长治久安更离不开民主政治，弗里德曼最后说，“我预言，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
      如果把几个主要经济学派从左到右排列的话，他们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越右越推崇自由市场。对于右派权威统治，最最推 崇市场经济的奥派反倒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推崇。哈耶克就曾经为皮诺切特站台！他曾经在1978年8月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直接涉及到 皮诺切特，同时也涉及到了个人自由与民主、威权主义的复杂关系问题。哈耶克说，“我从来没有主张过，威权主义政府比民主政府更有可能确保个人自由，我说的 恰恰相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些历史环境下，在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能得到比民主政府下更好的保护。自雅典民主制以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而 在现代，也当然有很多例子说明，在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比很多民主制度下更为安全。”他举了葡萄牙的萨拉查统治早期，和皮诺切特。哈耶克又进一步解释 说：“受到制约的民主制度，很可能是人类已知的最佳政府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拥有它，甚至也不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一种最高价值。” 哈耶克在1981年接受智利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又说：“事实上，在一般性地考察制度的时候，我是完全反对独裁制度的。但在某个转型时期，它可能是一种必要 的体制。当一个国家在某个时间具有某种形式的独裁性权力的时候，它就成为必要的。如你所知，一位独裁者是有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而一个民主政 府完全拒绝自由主义而进行治理，也是有可能的。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我的印象尤其是——这也适合于南 非——在智利，你们处于由一个独裁政府向自由主义政府转型的过程中，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保持一种独裁权力是必要的，不是将其作为永久性的东西，而是作为 一种转型安排。
十一、还政于民
     1980年的全民公投通过规新宪法，规定1988年再来一次全民公投，决定军政府的去留，如果得到全民的许可，皮诺切特不介意再干八年，如果智利人不同意 就算了，就把大权交还给民选政府。公投结果是54%的人要他下台，42% 的人挺他。88年啊同志们！那是什么气氛？89年的前一年，世界正经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韩国台湾正在转型，东欧中国蠢蠢欲动，皮诺切特这个人还是很有文 化的，人家毕竟在大学教过地缘政治学，对世界局势的判断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其人心高气傲，自尊心很强，要脸。毕竟被全民公投选下台了，赖着不走就是没脸没 皮，就是螳臂当车。于是皮诺切特果断下台。不过他留了一手，为了防止反对派清算他，他一直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直到1998年，并且给自己搞了个终身议员的 头衔，享有豁免权。1990年，民选总统Patricio Aylwin就职，民主制度在阔别智利17年后又回到了智利，不过这是经历了历练的民主，更成熟，更稳健，与宪政结合得更紧密，远不是当年选马克思主义者 上台的那种胡折腾的民粹式暴民式打土豪分田地的无产阶级臭流氓民主。经历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和自由主义带来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之后，智利人民其实明白，皮 诺切特拯救了智利，没有让智利成为第二个古巴。所以后续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都没有什么巨大的变动。直到现在，智利都是世界上最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之 一。
十二、生前身后

     皮诺切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不能善终，而我现在却过得很好。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像从前那么做！”
     下台后的皮诺切特遭到了300多项指控，不过鉴于皮氏年老体衰，智利的政治家和法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律程序拖拖拉拉时断时续，毕竟智利还有一大票 皮诺切特的支持者，反正国家已经民主繁荣稳定了，因为这个老头引起国民对立，带来混乱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智利法院一直也没给世人一个说法，在2006 年，皮氏通过他的妻子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自已愿意为自己所受到的所有指控负责，然后，然后没过几天他就因为心脏病发作挂了，享年91岁，跟他之前说的一 样，得了善终，以无罪之身入土。这就是在跟世人表达：“怎么着吧，人就是我杀的，我负责，我负全责！反正我也快挂了，你们要哪样？不过我身后留下了一个政 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民主智利，和这个成就相比，杀几个共产主义者那都是浮云。”  对于皮诺切特如何评价，有人也搞出了三七开四六开的说法，这很没必要，笔者认为皮氏有功无过，政治正确神马的最讨厌了。有人说，他杀了那么多人怎么能无 过呢？这就像经济学中的“破窗理论”，光看到了事物的一方面，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面。智利变成古巴第二，杀的人会比皮氏少么？支共杀人都是以亿计的，苏共以 千万计，凡是共产阵营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只杀几千人的。当然不能严格按照杀人多少来比。但是共产主义者本来就是支持极权主义，支持对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进 行专政，支持抢劫他人私有财产的一群人，这样的人是反人类反自由的，已经明目张胆地占到了人类对立面，杀几千共产主义者跟杀几千恐怖分子是没区别的。民主 对话的平台是建立在基本底线之上的，连这个基本底线都不认同，怎么对话？无非就是你死我活，我不杀你你就要杀我！那就看谁厉害了！现实是苏俄那边是共产主 义者厉害，把自由人全杀了！智利只不过是自由人厉害把共产党全杀了而已。当年凯末尔也是，他对西方的民主自由非常推崇，但是你没法跟哈里发们和极端回教徒 讲民主，早给你用石头砸死了！于是凯末尔搞了独裁，对伊斯兰教政教合一势力毫不手软的镇压，驱逐哈里发，最后怎么样？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里政治最现代化 的。
      对于总是想方设法践踏别人人权的人，没有必要跟他客气，凯末尔没客气，皮诺切特也没客气。目前来看，效果都不错。

关于信息收集癖的一点点想法 � Brave Willing

关于信息收集癖的一点点想法 � Brave Willing


家中的老人常常有这样的毛病，喜欢把废旧的物件收集储存起来，言曰以备不时之需，但事实往往是这些东西再也不会见到天日了。至于其带来的副作用，大 约是占用了很多空间或者让房间的布局和味道并不太让人愉悦。有的老人比较正常，仅仅是基于节约的目的。也有的很严重到收藏癖，据说与老年痴呆和精神分裂有 关。

很多青年朋友说他们自己有时候会进入类似收藏癖的状态，但他们收集的对象是信息。常见的有各种各样的微博条目，新闻，文章，书籍，画册，软件，游戏 等等。而具体的症状大约可以分成两个类型。其一这里且称作过度信息获取，症状为保持不断的阅读却又无法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另外一种症状和老年人的收集习惯 很相似，这里暂且称作信息收集癖，他们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保存起来，但是永远也不会真的去访问和使用这些信息。我想在这里尝试着深入分析一下造成这个问题 的原因，或许能够找出一些减轻症状的方法和思路。当然这篇文章是非学术且带有调侃性质的，所以请不要对号入座或试图展开雄辩。
据宅叔观察，当我们面对一些信息的时候，往往会有以下几个因素左右着我们的行为。
1，稀缺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很多青年朋友无 法自由的访问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比如某些段子，新闻评论，千古奇书，奇怪的视频音频等等。这种感觉大约是与女人喜欢bilibili闪烁但又无用的东西类 似的。首先它可以满足某种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心理，“我拥有大众所不拥有的信息，所以我是特殊的。”进而有可能演变成对社交渴望的一种满足，“我掌握对方所 不拥有的信息，对方会对我感兴趣。”
2，拥有欲
在遥远的东方有着一群神奇的人，他们的信条是“出门不捡东西就算丢”，而且更神奇的是他们 自己竟然已经没什么可丢的了，比如，脸。宅叔其实也是其中的一员，每每看到有人发出热门书籍的下载链接总是条件反射的去点击下载并妥妥的分类保存好，宅叔 很自豪，因为他将书籍分类的依据是题材类型和语种。而不像某些人，分类的依据是书的价格，而且还会做一个表格用来统计自己今天又赚了多少。
3，“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书到用时方恨少是真理，但绝对不适用于这种类型程度的信息收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只是一个蹩脚的感人故事，绝不适用于现实世界。换句话说，勤勤恳恳劳动才是致富之路。
4，工具癖
利 刃在手，杀心自起。当你手握Readitlater,google reader,evernote等大杀器的时候，是不是有用他们干个痛快的冲动？当你看到别人在称赞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应用的时候，你是否因为自己也在 使用这些工具而感受到头顶青天脚踏大地那般的自豪呢？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上消耗了如此之多的精力，我们戒除了网络游戏，我们远离了声色犬马，却又陷入了信息膨胀的陷阱。我们在 Twitter和Google Reader上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收获甚少，这种泛泛的阅读很难在记忆中停留很久，即使是留有印象的信息也鲜有遇到不时之需。有时候我们期望能够用 他们作为社交资本，也难免会发现这样使用资源的效率太低了。我们会从网络上下载各种各样的资源，期望着他们能够派上用场，但最后能够留下的，也仅仅是捉襟 见肘的硬盘空间与淡淡的愧疚感而已。
不如这样，我们按照惯例问自己三个问题。
1，你是谁？
首先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能读多少，你能记住多少。
2，你从哪里来？
你要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要获取信息，你要用他们做什么？
3，你往哪里去？
如果你认为自己对前两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可以进而讨论怎么整理自己的信息获取方式。
首先要专注。不要说什么我要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时代不同了，除了造反，谁也用不着这么多本事。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分工的细化， 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人，首先要考虑的发展方向是自己的专业领域，注重知识的深度而不是广度，否则你永远是在所有行业做初级工作的水 准。之所以首先要了解自己，就是要让自己明白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是有限的，那种不健康的阅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无意义的娱乐，在无用的地方浪 费资源，便是对自己生命的亵渎。阿拉伯人攻下亚历山大城后，就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处置向帝国统治者请示，得到的回答是：“把所有书先翻阅一下。如果其内容与 古兰经相同，就无需保存；如果相悖，也无需保存，不妨销毁。”宅叔最近在尝试着用这个逻辑来对信息的价值作出判断，有用的就读，没用的就毫不吝惜的放弃。 这样我就有了一种大大的解脱感，而且发现这对我的学习工作生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之前我每天都会阅读大量的新闻，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些对于我而言毫无意义， 以其用五分钟的时间对千里之外某个不相干的人的事情唏嘘不已，不如打个小盹儿来的实际。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一堆关于某个很棒的电子设备的评测文章无异 于打飞机，除非你真的有购买的需要，否则干脆当他不存在。 然后就是对有用信息的阅读方式，一般来说只读标题就足够了，如果不够，就看这文章的类型，叙事类只阅读第一节，评论类看最后一节。如果觉得内容可能对自己 有用的，觉得自己可能会进行引用的，就进行收藏或标记，用的时候再细细的阅读即可。至于文学作品或电影电视剧，宅叔是这样理解的，世间一切的文艺都是宣 传，都是为了让你相信某个价值观或生活方式而造的，而你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即意识形态。你既定的意识形态很难改变，除非你的人生有了巨大改变。所以这些试 图改变你思想的东西都用无用的，因为你已经拥有了最适合你的思想，那来源自你的成长历程。简而言之，要明确自己的意图，要学会判断有用的和无用的，要舍得 放弃。
以上就是宅叔对于信息收集癖的一点点小理解和小疗法，再次重申是非学术且带有调侃性质的，所以请不要对号入座或试图展开雄辩。

如何提高创作型任务的效率？

http://www.yangzhiping.com/psy/flow.html

本文从自身的实践出发，介绍了使用电脑工作的时候，如何利用积极心理学原理与一些软件，优化创作型任务的效率。
诸如写作、翻译这些事情，都是很需要创造力与专注力的任务。除了翻译、写作之外，信息时代的工作离不开电脑了，那么，如何更快乐地使用电脑工作呢？

1、调整你的目录结构：搜索而非查找

知识性工作，打交道最多的是电脑。通过对目录结构的调整以及分析，将最需要创造力与专注力的工作，放在目录结果的常用位置（使用TC软件），将大幅 度提高自己对创造力任务的关注。作者之前的目录结构是：公司管理，然后按部门细分，部门之下又按照项目或者客户名称细分。然后个人文档又分成另一种目录结 构。 结果文件夹层级非常深，同时较不体现任务的优先级 。参考积极心理学的有关原理，调整之后的目录结构改为：

1-个人效率 2-创造乐趣 3-管理艺术 4-公益传承 5-历史记忆 6-资料库 999-大箩筐

在调整之后的目录结构之下，尽可能打破部门与项目的局限，而是采取一种较扁平的目录结构（使用google桌面检索工具），最终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 中在创造性任务之上。同时与传统的目录结构最大的区别，在于，多了一些积极情绪暗示词汇。比如以前的《欧阳的个人文档》更新为：《个人效率》。《欧阳的公 司文档》更新为：《管理艺术》。传统的分散在不同目录结构下的创造性任务，则单独用一个《创造乐趣》的文档来归类。

涉及软件或网站：

1）Total Command：通过对TC的常用目录结构的使用以及F3、F4键的使用，可以快速查阅一篇文章以及设置自己的常用目录。
2） Google桌面搜索：按Ctrl两次，即可快速检索。

2、系统化你的知识结构：快速降低专业知识学习门槛

网络时代的学习主要有三种方式，1）通过资料学习；2）通过身边的人学习；3）通过网络社区的关键人物学习。
对于前者来说，应尽可能依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比如专业论文以及图书，而非网络零散检索。 通过noteexpress的文献检索功能，可以快速了解到某领域的专业知识分布状况。 通过专业图书以及专业pdf下载网站，则可以快速下载到某个领域的最新电子版图书。 （个人比较推荐对rapidshare的搜索引擎）而通过noteexpress的批量附件链接功能，可以快速链接你以前下载的大量论文或资料。
对于后两者来说，通过对博客而非网页的检索，可以快速了解到在某个新的领域，有哪些人在关心。(使用google博客检索与google reader的查找功能)

涉及软件或网站：

1）NoteExpress文献管理软件：国内No.1的文献管理软件。网址
2）google博客搜索与google Reader ：通过这两者，可以快速找到某个领域的关注者、研究者。
3）rapidshare文件搜索引擎

3、设置你的优势时间：心流时间，请勿干扰

现代工作环境，是非常不利于产生心流的。什么是心流？可参考我的文章：

当人心中有个目标，又有足够的“巧力”时，他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会在自己可见的范围内，他的心中就会形成一种叫做“挑战” (或更清楚地说，应是“见猎心喜”)的力量，使个人的行动与环境的反馈之间形成”立即明晰”的互动，个人意识的注意力被立即的反馈攫住，而环境也逼迫着个 人意识作出回应，就像乒乓球高手相互对打，小球成为两人之间意识流动的媒介。这时的意识状态，契克森米哈赖教授称之为“心流”(flow)。

一些诸如接电话、网络聊天的事情，都会阻碍进入心流状态。因此，可以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设置一个自己的优势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关掉干扰注意力的 工具，同时专注于容易产生心流的任务，比如写作、翻译、思考。在自己的优势时间，则尽可能不要去干自己的不容易产生心流的任务。
那么，如何分析自己的优势时间呢？一方面是根据经验以及作息时间来统计。另一方面，可以使用电脑统计软件，根据统计结果，看自己在什么时候，聊天比较忙；什么时候，比较容易进入较好的工作状态。

涉及软件或网站：

电脑使用时间记录软件：有RescueTime等很多款。

4、专注于任务而非工具：使用web软件而非本地软件

使用界面更简洁、更友好的web化软件而非传统软件：因为功能的缺失，会使得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任务本身而非工具本身上。
word的设计实质上是不符合心流或者心理学原则的。从心理学上而言，它存在两个致命缺陷：1）它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提供了太多功能，让人们将注 意力集中在格式化、排版而非创作之上；2）不存在版本自动跟踪功能：呈现在你面前的总是完美的稿件，如果是乱七八糟的稿件，在word里面会非常难看，最 终让你难以下笔，一些写作的零散想法，也不好意思写在word里面。
我个人更推荐使用google文档写作。因为google文档的功能、界面非常简洁，同时是实时保存自己的任何变更。这样强迫你将注意力放到写作 上，而非word提供的其他辅助功能。原来用word写作，可能我担心写错、将精力放在排版上，总会希望思考特别完善再来落笔。而google文档的随时 记录更新的模式更符合人类自然认知——你并不需要一次就做对，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反正一起变更都有记录。
更有吸引力的是，Google文档的界面的下拉非常舒服，没有一次性写完的压迫感。因此，可以将文档涉及到的相关零散参考资料也随时放进一个文档之中。当然，google文档方便的共享功能更不用多说了。

涉及软件或网站：

1）Google文档
2）rememberthemilk使用软件

5、自动化重复性任务：减少使用鼠标的机会

人们之所以往往难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因为常常要面对枯燥的重复性任务，而非类似于最近发展区的心流任务。
知识性工作，很大程度是输入与输出字符串的问题，为了提高输入输出的效率，可以参考《卓有成效的程序员》这本书的思路。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工作自动 化，减少使用鼠标、人工操作的机会，多使用键盘或者使用脚本来自动化操作。可以尝试学习一门近期流行的编程语言，比如欧美心理学家用得非常频繁的 python或者R。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发展，脚本日益容易使用。脚本与窗口界面程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可以保留你处理任务的逻辑、流程，并且可以重复、自 动化。而窗口界面程序，需要你无聊地一次又一次去计算某个维度对应的题目。一位好的心理测量研究者，可能撰写一个测验的处理流程，需要半天时间写脚本。但 是未来他的接手人，只需要10分钟运行脚本，即可得出结论，同时其他心理测量研究者可以对他的脚本进行审查， 以找出他的错误之处与改善之处。
对于一些浏览器任务，比如重复填写表单，则可以使用firefox的imacros或者firefox的自动表单之类的插件。

涉及软件或网站：

1）R语言
2）python语言
3）ruby
4）自动化浏览器任务

6、准备大箩筐：归档零散思想或者生活目标

对于热爱生活的MM来说，会给自己的家里准备多个色彩鲜艳的纸盒或者箱子，拿来收罗杂物。同样，对于自己的零碎思想，也可以准备一个大脑的大箩筐， 将零散想法、创意、灵感，以手写、手机写、在线写等多种方式， 写入evernote之中，并将其同步到evernote的网站，随时随地查看。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类似软件。
还记得你年少时的梦想？因为生活的压力，是不是慢慢地忘记了那些梦想。然而，这些世界上，同样存在一批理想现实主义者，坚持一定要改变世界而不是被 世界改变自己的理念。这样的人，有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有Patagonia公司的Yvon Chouinard。如果希望记录自己的零散的梦想或者提醒自己，可以使用时间管理软件，来对生活归档。比如：rememberthemilk

涉及软件或网站：

1）evernote
2）rememberthemilk

7、分享主义：促进你的创造力

心流理论创始人契克森米哈赖教授在鼎鼎大名的心理学家斯腾博尔格主编的《创造力手册》中指出，创造力并非心理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个体特质论的，而是系统论取向的。他写道：

30年前当我开始研究创造力时，像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也相信它纯粹由内部心理过程构成。我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研究产生新 颖性的那么个体的思维过程、情绪和动机来了解创造力。但是年复一年的工作，令我变得沮丧。在对艺术家的跟踪研究中，越来越清楚的是，一些最具有创造性潜力 的人却停止搞艺术而追求了通常的职业，而另一些看来不太有创造性个体特征的人却坚持着，并逐渐创造了被誉为重要创造性成就的艺术作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体现创造力的成就。但是按照心流的创始人的观点，这种成就必须依赖专业社群，这个专业社群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据他指出， 只要少数物理学家的承认，爱因斯坦的理论就会进入现代学科体系的传播体系，爱因斯坦的创造力因此得以发现、传播。成千上万的人就接受了这一微小领域的判 定，在并不理解它的情况之下，惊叹爱因斯坦的创造力。
从这里引申出来的观点即是，人才很多，但是被大家知道、承认的创造力人才不多。绝大多数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是不利于创造力的体现的。因此，我们可以 给自己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微观生态环境，采取分享主义的取向。通过twitter、个人博客、sns社区等多种渠道， 将自己的思想分享出去，同时，介入专业社群体系。当得到专业社群的反馈，这种创造力慢慢地就形成良性循环，最终不断地产生心流。
对于这种现象，著名心理学家，斯坦福教授德韦克提 出了一个非常精妙地理论体系：心理定向（Mindset）。在她的书《心理定向与成功》中，她问道：为什么一些人常常相信智力是不能改变的，对于任务的挑 战，倾向于从自己的智商出发；而另一些人则常常相信智力是可以改变的呢？前者，她称之为：固定型心理定向；后者她称之为成长型心理定向。
对于一些既可能产生心流的创作型任务，固定型心理定向的人往往倾向于炫耀自己以往的智商与既定成果，一旦遭遇挫折，则感到郁闷；而成长型心理定向的 人则更幽默与灵活地看待人生中的挑战性任务。德韦克针对四百名五年级学生进行实验，她比较了两组孩子，一组获得”用功“的表扬，另一组获得”聪明“的表 扬，她发现被赞赏“用功”的一组测验成绩较好，也较能应付困难的功课。德韦克指出：赞美孩子的天赋，往往使他们误以为凭天赋就会成功，不必努力. 结果他们害怕考验，不会努力保持好成绩，反而停下来任人赶上。
当然，你也猜到了，成长型心理定向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庆幸的是，德韦克的研究同样指出，类似于分享主义的行为，能够改变自己的心理定向。

涉及软件或网站：

毛向辉的分享主义

我為什麼離開 Google – Why I left Google

http://mmdays.com/2012/03/19/why-i-left-google/

Posted by Sega Cheng (Mr. Saturday)
時間是 2006 年夏天, 我與 Google 台灣總經理簡立峰教授, 坐在小房間裡討論一個自然語言處理的問題, 立峰跟我說了一個以 dynamic programming 為基礎的演算法, 可以解決我們眼前討論的問題, 我認得這個演算法, 是自然語言處理中常用的 foward-backward algorithm, 於是點頭稱是 … …
那是台灣 Google 剛成立的第一年, 當時所謂的台灣 Google, 只有一位全職的軟體工程師 (我們都叫他大師兄), 而我是第一位軟體工程師的實習生, 全公司包含簡立峰總經理, 總共 5 個人,  2 間小辦公室, 很擠.
現在台灣 Google 已經是一個超越一百人的公司, 手上握有 Google 最重要的幾個 project, 和一群全台灣最傑出的軟體工程師, 而我在最近離開了 Google, 身邊很多人都很好奇不斷問我為什麼. 我看很多有名網路公司的人離職後都要在網路上說明一番,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不錯的方式, 可以當作 FAQ, 也做一個分享.

先說好, 如果各位看倌希望看到什麼爆料的內容, 或是我痛罵 Google, 那可能要讓各位失望了, 因為滿多人離開那些明星網路公司都是不爽, 然後到網路上放炮, 我正好相反. 因為我對 Google 這家公司幾乎沒什麼怨言, 就算有, 也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這不是因為我特別知足, 而是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裡面. 這其實應該從整個大環境講起. 我只懂軟體, 接下來的討論就是單純地聚焦在討論軟體.
很多在台灣的評論家會希望把美國矽谷那一套原封不動搬回台灣, 也有很多人也的確想盡辦法 follow 這些評論家, 想要把創業的車庫文化用複製的方式在台灣實行, 很可惜的是, 台灣並沒有很多太大的車庫, 放不下電腦,  而且鼓吹直接將矽谷文化原封不動搬回來, 其實是忽略了很多事實, 因為台灣跟美國, 無論在軟體文化上或是產業環境上, 都是天差地別的不同, 說直接一點, 不是不同, 而是差距很大. 在美國也待過幾年, 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仔細體會兩個地方的差異.
台灣的現況是: 等於沒有軟體產業, 雲端運算也只是讓我們有機會賣更多的硬體
那些在美國, 離開明星公司的員工之所以會提出一些批判, 是因為他們 “有所選擇”, 因為矽谷的環境很好, 機會很多, 資源很多, 大公司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所以只要稍有不爽, 他們離職的時候可以大做文章, 因為的確, 矽谷的創新活力帶給他們充沛的資源, 他們可以選擇自己出去創業, 或加入其他他們可以認同的明星公司, 並且因此獲得更好的回報. 沒必要在同一個地方忍受一點點的不爽. 簡單來說, 他們的選擇很多.
很可惜的是, 這些在台灣全部不成立; 在美國, 你出去創業, 大家覺得你很酷; 在台灣, 你出去創業, 會飽受眾人懷疑的眼光. 在美國, 你創業之後, 整個產業會有支撐你的力量; 在台灣, 很抱歉, 我們根本沒有軟體產業, 只有幾家軟體公司, 資源和機會寥寥可數. 在美國, Google 不是最屌的公司, 因為那邊三不五時就會冒出一些更屌的新創公司; 在台灣, Google 是最棒的軟體公司, 你不可能對 Google 這家公司有什麼抱怨, 因為沒有更好的軟體公司.
所以, 在美國, 有美國的做法; 在台灣, 有台灣的做法, 這一點就留到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這邊就不再離題了.
回到我為什麼離開 Google, 理由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希望有一天, 在台灣也可以有一家軟體公司, 可以像 Google 一樣, 創造出最棒的工程環境和 business model, 讓全世界看看, 台灣也可以在網路產業裡有一席之地, 所以我選擇加入了愛卡拉這 一家非常有希望的新創公司, 匯集了許多同樣是在台灣一等一的人才 (不好意思工商服務一下, 我也正在找 software engineer, 歡迎有志之士跟我聯絡), 我們正在重新打造下一代的產品, 希望我們之後的產品, 可以做為一個很棒的指標. 所以, 我離開 Google, 不是因為 Google 有哪裡不好, 而是 Google 的環境真的太好了, 已經年屆 30, 我怕如果我現在不離開自己的舒適圈, 換來的是未來更大的損失和機會成本. 因此我選擇去挑戰自我, 相信無論成與敗, 我都可以在路上學到很多, 這是舒適的環境沒辦法帶給我的, 一生中最有價值的過程和經驗. 所以, 大公司有大公司值得學習的地方, 創業也有創業值得學習的地方, 任意地鼓吹加入大公司就是不好, 創業就是好, 或是相反的論調, 實際上都是昧於台灣軟體環境的限制和事實, 這些論調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並不公平. 亞洲之所以會大部份的人選擇 play safe, 主要還是在於文化和環境使然, 當然, 也有可能是文化直接造成了這種環境. 所以在台灣, 創業變成了一件很特別, 很小眾的事情, 至於如何選擇, 還是在於個人. 更重要的是, 有的時候, 加入大公司或創業不是一種取捨, 而是一個先後順序罷了.
是的, Google 這幾年來有非常非常多的轉變, 也是很多網路上離職員工砲轟自己老東家的原因, 但是當我們的媒體, 老是煞有其事地關注著這些轉變的同時, 沒有點出的事實是: “人家在討論的這些轉變和關注的問題, 層次已經超越我們太多了, 我們只是敲敲邊鼓, 因為我們自己什麼都沒有.”, 這件事情不會在十年內改變, 因為我們落後的幅度非常大. 軟體需要累積底蘊, 是一個需要長期培養的功夫, 圍繞著軟體形成的文化就更不用說了, 無論是軟體開發流程, 無論是軟體人才管理, 或是軟體創業精神, 我們可以學, 但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直接複製, 很遺憾, 這是沒有辦法模組化的部分
在 Google 有太多的故事, 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的. 也有太多太多關於軟體的面向, 是我永遠學不完的, 我學了一陣子, 不敢說學了很多, 但是現在我選擇離開 Google, 把這些東西帶出來, 希望真的能為台灣的軟體產業, 帶來一點真正的價值和貢獻.

我為什麼要念博士

我為什麼要念博士:
最近好像很流行討論要不要念碩士, 像是xdite的我不會念碩士和彭明輝的不甘不願地念碩士。在美國則是看到Matt Welsh寫了Do you need a PhD?討論該不該念博士。
我在MIT博士班已經念三年半了，預期今年六月要畢業，剛好可以在30歲前畫下一個值得紀念的里程碑。在畢業之前就順便利用這篇文章總結一下我的感想，也可以讓未來更多迷惘的人看清未來的各種選擇。
簡單的說，如果讓我重來一次，我還是會念碩士班還有博士班。我知道很多人在選擇要不要念研究所時，是看對未來的就業有沒有幫助，甚至是沒有選擇的空間而被家長強迫升學。我從國中起就很清楚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但我並不是會做長遠規劃的人，而是走一步算一步，因為我覺得世界變得太快，提前規劃五年十年後的職業道路並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雖然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歡寫程式和研究新東西，但我一直到大四才決定要念碩士班，到了碩士班才決定要念博士班。
念書一向不是我的興趣，高中沒認真上過幾堂課，然後靠著程式比賽混進台大。在台大時我也都不去上課，整個四年我唯一全勤的課是大三的compiler，因為這是唯一一堂讓我覺得去課堂裡聽課比自己念還要有效率的課。但雖然沒去上課，我可是很認真寫作業的，尤其是程式作業我都會做把所有可以做的bonus全做完，有空的話還會自己多加一些有趣的功能。也因此到了大四時，我的成績還能勉強進入推甄台大研究所的門檻，等於可以免試直升碩士班。但除了學校生活外，我從大一時就在學校外的網路公司兼差寫程式和做顧問，同時也在系上的工作站實驗室幫忙管理一堆伺服器和Linux主機，到大四還同時在另一個startup公司打工兼差，所以生活其實還蠻多采多姿的。在當時(2005年)這種情況下，其實不太難決定要不要念碩班，因為 1) 我還不想當兵 2) 我當時這些打工的收入其實比一般大學畢業生起薪還高不少，而且我花在這些工作的時間很少，每個禮拜還有很多時間可以自由運用 3) 我找到了一個好老師，給我很大的空間可以在碩士班做任何我想做的題目。於是我就這樣繼續待在台大念了兩年的碩士班。
在碩士班時，我最大的收穫是打開了眼界，透過世界頂尖的論文知道了這領域中最先進的研究和問題是什麼，也慢慢了解MIT、Stanford、Harvard那些世界頂尖的大學都在做什麼研究。我雖然喜歡寫程式，但也不喜歡老是一直寫簡單的留言板或是blog這種書本上的萬年範例程式，只有一直做新東西才能激起我的熱血。慢慢的我也發現念博士班可能是最適合我的路，可是同時我也有幾個掙扎的地方 1) 要念博士班就要去國外念最好的學校才有意思，那就得先花一年當兵，而不能找個公司做四年國防役而不當兵 2) 博士班平均要念六年，同樣的時間如果我在台灣工作，損失的機會成本是台幣一千萬以上加上六年的年資 3) 出國唸書要離開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朋友、家人，要用很破的英文在獨自國外生活 4) 博士畢業實際上會減少就業機會的選擇，尤其是在台灣，真正需要博士的企業非常少。
我在台大認識很多人都有出國唸書甚至在國外工作的夢想，所以對他們來說這些障礙都不是問題。但對我來說，出國唸書最大的誘因只是有機會在世界頂端的學校做自己喜歡的研究，和全世界最厲害的人一起工作，至於是不是要在國外工作則是想都沒想過。
想清楚這點後，我立定一個目標，我只申請我最想去的兩家學校，如果上了而且有獎學金我就去念，不然就算了。
最後的結果是我幸運的申請上了MIT CSAIL，指導教授也能給我獎學金，所以我現在才會在這寫這篇文章。
回過頭來看，現在很慶幸我有決定要嘗試一下申請MIT，即使當時看起來成功的機會渺茫。而這幾年念博士班帶給我的收獲，也遠大於當初的想像，在美國可以得到的各種機會更是在台灣一輩子也碰不到的。
雖然一開始看起來在經濟上會損失很大的機會成本，但實際上美國各種科學和工程科系的博士班都有獎學金（RA、TA、或fellowship），以MIT這種私立學校來說，一個教授每收一個人就要幫他付一年總共七萬美金的學費和生活費，當初我即使在竹科爆肝做不是很喜歡的工作，一年的收入也不會比七萬美金多多少。當然，以帳面上的收入來說，博士班念完是存不了多少錢的，因為七萬美金一半是要拿去繳學費，剩下的生活費也大半要繳房租和吃飯過生活。在台灣工作六年可能可以買個房子，但在美國念完博士班只會得到一個博士學位和少少的存款。
那話說回來，這個博士學位到底值不值得？如果在四年前還在台灣時的我來看，我會說我不確定，但在MIT待四年後，我會說「200%值得」。
首先最大的「福利」是在完全自由的環境下（包括經濟上的自由，選題目和選合作夥伴的自由），和全世界最聰明的一群人一起研究各種既有趣也有挑戰性的問題。這種機會非常難得，如果大學或碩士畢業就去工作，一定會在題目和合作夥伴上受限；如果自己創業，就會在經濟和合作夥伴上受限；於是念博士班成為唯一可以同時得到三方面自由的最佳選項。至於對於能力的增進方面，最大的收穫是英文變好了，可以輕鬆跟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溝通，讀寫英文論文也是跟吃飯一樣簡單。另外就是「做研究」的能力，雖然我覺得我本來就是一個靠自己學習和研究新知的人，但博士班的訓練是把這件事變得系統化，讓我可以幫更多人學會這樣的能力。做研究的能力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面向，是判斷什麼題目才是有研究價值的，而什麼是沒有的。如果沒有這項能力，不管未來做什麼事都很容易瞎忙，例如說花很多時間做一些簡單瑣碎的小事、研究一個一百年前早就有人完全想透的問題、或是卡在一個早已被證明不可能有解的問題上。
至於念博士這幾年的年資和可能減少的工作機會，現在看來實在一點都不重要。因為一旦畢業後，打開的門是「全世界」頂尖企業和研究機構的機會。資訊科學的博士在美國出路非常廣，我都還沒畢業就一天到晚收到各式各樣獵人頭的信，除了矽谷那些大大小小的軟體和網路公司外，華爾街的hedge fund都是直接開出矽谷兩到三倍的價碼在搶人。如果對這些沒興趣的人，也很容易到大學或是大公司的研究機構中繼續做研究，或是直接加入學校附近上百家的startup中當個CTO或tech lead。
這些機會如果我當初待在台灣，就一輩子也見不到甚至聽不到。（我在台灣時甚至沒聽過hedge fund這個詞，也沒聽過有哪個念資訊的會去這種公司。但實際上美國最厲害的幾個hedge fund全都是用數學、物理、資訊的博士用非常科學的方法在賺錢的。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前MIT教授James Simons開的文藝復興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世界很廣大，相較之下台灣真的是一個小小島。如同Sega的《我為什麼離開 Google》說的一樣，台灣沒有軟體產業，甚至在其他產業中也很少有軟體專業能發揮所長的舞台。我希望台灣能夠更好，但同時我也覺得每個人的眼光應該放遠放大，看向世界和未來十年二十年，而不是聚焦在台灣、中國和未來的兩三年而已。
Disclaimer: 這篇文章不是要鼓勵每個人都念博士，我知道很多人對於學術研究沒有興趣和熱情（其實我也不太有，我只是喜歡打造新東西而已）。但是，眼界、研究和實作能力的培養則是每個人都能自己做的，這些才是真正影響一輩子的事情。

富士康——迷雾背后的真相

富士康——迷雾背后的真相:

注：此文发出后多被多家网站转载，事先并未与我核实，都说译者是我，此文译者为Catherine Yu。

本文作者为我一位美国朋友介绍的Bradley W. Hall博士。他对媒体的片面报道感到不满，所以希望在中文博客圈内，让自己的观察、调查到的真相为更多人所知。他的英文原文发表后不久，NBC的一档关于富士康的报道就因失实被撤回。本文所述并不一定代表我的观点，我也与富士康、苹果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仅为苹果普通用户。不过看到他的文章后，我也在想，富士康现象若不能用“血汗工厂”这种煽情报道来解释，背后工人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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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多家媒体的报道把富士康塑造成了中国血汗工厂的代表，将其推上了风口浪尖。伦敦主流报纸《每日电讯报》在2012年3月7日发表了标题为《iPhone代工工人乞求苹果改善工作条件》的文章。网上杂志《每日科技》（Daily Tech）也发表了报道，题为《苹果地狱代工厂富士康员工感慨生活“毫无意义”》。富士康一定是个恐怖的地方吧。

我的办公楼与富士康在深圳最大的工厂紧挨着。每晚我都能在餐馆见到富士康的员工。他们看起来挺开心的，但自从我读了那些报道后，对他们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可是在富士康做顾问的朋友们却告诉我，那里的工作环境其实挺不错。既然珠三角一带的工厂成千上万，人才又可以自由流动，倘若富士康果真如此虐待员工，它又怎能如此成功呢？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我不禁想，“在富士康员工的眼里，这家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呢？”

富士康是家台资企业，世界上40%的消费电子产品都在这里生产。它在深圳最大的工厂雇佣了大约30万青年员工。这可不是一个大字足以形容的。富士康是苹果公司最大的供应商。我想事先声明一下，我和富士康的雇员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富士康的股票。不过我的确有苹果公司的股票。

富士康的大多数员工都来自农村。他们的家人祖祖辈辈在同一片土地上辛勤劳作。这些员工每个月都会寄一部分工资回家以尽孝心。

从1998年到2009年，共有4名富士康员工企图在厂区自杀（平均每年0.18人）。2010年，这一数字激增了近百倍，达到了18人。2011年又减少至4名。2010年究竟怎么了？

富士康的主管和深圳工厂的厂长们说， 2010年，由于负面新闻缠身而陷入窘境的富士康， 给去世员工的家属发放了相当于他们十年工资的抚恤金。这一消息在中国被大幅报道，并引来了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加入富士康，然后再体面地离开人世。富士康的CEO郭台铭，曾向股东们读过这样一封信：

“……现在我从富士康跳下去，真的要走了，你也不用伤心，因为富士康多少会赔点钱。这是儿子唯一能回报您的。”

在2010年下半年，富士康公开宣布停止发放抚恤金。在2011年， 自杀率下降了近80%。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那段自杀高峰时期，富士康的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一点五，与全中国十万分之三点一的自杀率相比，大致为后者一半。

也许，自杀与劳工条件无关。

上周，我和一个叫江瀛的23岁中国女同事 一起随机采访了22位富士康员工，希望了解他们眼中的富士康是怎样的。采访过程中，我们一直严格遵循行为科学理论有关无偏见提问的原则，但是读者仍可以自行判断。以下是我们的问题及得到的回答。

“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工作吧。你对工作有什么喜欢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大部分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还可以 。没有一个人说工作要求过高。于是我们询问了他们的工作要求。大部分人说工作要求是合理的。出乎预料的是，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工作量“少”或“轻松”，但是这些人都不在生产线上工作。我们还问道，他们的工友是否也对工作感到满意，除了其中两人以外，其他人的回答都是“满意”或“我不知道。”

当我们问到工作区域是否干净安全，所有人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因为采访过程中我们没有听到受访者主动抱怨工作，所以就问了一个引导性问题——“你的工友们会经常抱怨工作么？”绝大部分人回答说他们认识的人中有人对工作有抱怨。但是，那些抱怨无论从性质上还是程度上看来都与你在其他任何工作场所中所能听到的并无二致。

 “和我们聊聊你的待遇吧。”只有极少数在我们问这个之前主动谈起他们的工资情况。一个说道，“工资太低了。”我们问她，“比其它的工厂工资低吗？”她回答，“工资是差不多，但其它工厂会给更多的加班费。我每月在这上面要损失1000块呢！”她接着告诉我们，她之所以留下是因为和其它典型的深圳本土工厂比起来，富士康提供的职业发展机会要多得多。

在采访的第一天，我们问起了富士康恶名远扬的12小时工作制（早7点到晚7点），可受访者中没人知道谁每天工作这么多小时的。我们第二天又回来决心要找到答案。我们问了服务多条生产线的设备供应人员。他们坚持说没有人上的是12小时工作制。我们甚至拦住了一个女门卫。但她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员工目前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的加班不够多。接受我们采访的大多数员工早晨8点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中午有90分钟的午餐时间。除了其中一个受访者以外，其它所有人都表示他们想要多加点班---尤其希望在周六加班。周六加班付双倍工资。大家都抢着在周六加班，但每个月最多只能加一个周六。还有人告诉我们，在他们团队每个月加班时长不得超过16个小时，其他一些人则说是不超过36个小时。

 “你们平时下班以及周末都干啥？”富士康大多数员工年龄都在18至25岁之间。在这30万人中，大部分人都是单身的年轻人，没有读过大学，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他们的兴趣爱好与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喜欢打台球，踢足球，上网，聚餐和约会。但是就像刚上大学的新生一样，他们大多都很想家，并且说希望能回到家乡。

 “说说你的主管吧。”只有两个人说不喜欢自己的主管。虽然有一小部分人没发表意见，但绝大多数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面带微笑。他们说喜欢自己的主管。

当我们做完所有的访问，不禁纳闷：“都说有问题，问题在哪呢？哪里“着火”了？”

上个月美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期关于富士康的“独家内幕”。一个15分钟的揭露血汗工厂内幕的煽情短片——到处放烟幕，却一点火星儿都找不到。

美国广播公司人员曾得到苹果公司的许可，可以与任何人聊任意的话题。他们所谓逮到毛病的片段是与一位年轻女士采访，内容剪辑到只剩一个引导性问题。“如果只能够改变一样东西，那么你最想改变什么？”女士答道，“现在住的宿舍太拥挤了，而且树木都把阳光遮住了。”难道这就是他们采访中最成功的一次了？

上周，美国的公平劳工协会在苹果公司的赞助下，对富士康展开了一个正式调查。该协会主席奥瑞特·范·希尔登先生在首轮访问后评价道，“这里的设施是一流的，硬件条件远远超出一般水平。”对于这座传说中“地狱工厂富士康”，人们当然不会料到它会“远远超出”平均水平。

在如今这样一个高度互联、微博盛行的世界，当我们随机抽访22个精通互联网的富士康员工，他们自己从未亲身经历，而且从未听说过外界广为流传的滥用劳工事件，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现实以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呈现在世人面前。也许错误源于那些想要相信中国滥用劳工的媒体人，也许越是骇人听闻的事件越容易不胫而走，也许仅仅因为一些偷懒的作者惯于抄袭他人观点。我们虽不知道根本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媒体告诉你的并非真相。

（翻译： Catherine Yu)

About the author: Brad Hall writes a monthly column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for TheStreet.com. He is also an instructor in Duke Corporate Education's teaching network and author of The New Human Capital Strategy. Hall was formerly a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ABN AMRO Bank in Amsterdam and IBM Asia-Pacific's executive in charge of executiv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 During his tenure, IBM was twice ranked No. 1 in the world in Hewitt/Chief Executive magazine's "Top Company for Leaders." Hall completed his Ph.D in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t Tulane University, with a dissertation on people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Japanese corpo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