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一）
在贵州说起抗战，大家马上会想起“二·四”轰炸，会想起“黔南事变”，似乎抗战八年，贵州能挨上边的就这两件事！所以，写作一本有关贵州抗战的书一直是我的心愿。
其实，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我还是做得较早，以前和老兵交往时，就已记录下与他们的谈话，并颇有心计的收集了不少文史资料和老兵的手稿。但是，时移世易，迟迟未能动笔。
前年，辽宁作家张庆冬写了本《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抗战军史》，约我代为作序，交稿后，张先生说，贵州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本你们贵州人自己写的抗战书！我说，未必吧！齐赤军、梁茂林就写有《贵州草鞋兵》。他说，齐赤军是山东人，梁茂林山西人，他们虽在贵阳工作，严格意义还不是你们贵州人自己写的抗战书。
有了巨大的鞭策，我只能先放下其它写作计划，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这方面来。
可能是天遂人愿，正在我着手整理资料的时候，原第102师师长柏辉章的嫡孙女柏梅在网上读到了我的文章，并和我取得联系。她听说我的想法，马上给予很大的支持，从家里为我找来了很多有用的资料。随后又接触了不少原第102师军官的遗属，通过采访，既获得了许多珍闻，还从他们手上得到了些弥足珍贵的手稿资料，这为丰富本书内容增色不少。
在采访过程中，我经历了各种感人场面，在贵州湄潭,我采访第102师烈士柏宪章的女儿柏义方和女婿何其荣时，两位老人已90高龄，听说我的来意，老夫妻竟双双对着我深深地行了三鞠躬，至此,我竟一时语塞,泪水差点溢出.老人此举概涵了多大的期望啊!
在平坝，柏辉章将军的嫡孙女柏梅、杜肇华将军的外孙女罗勤与梁茂林老师和我一起，去祭奠了陈蕴瑜将军，两人抱头大哭，他们哭陈蕴瑜将军为国宣劳，捐躯沙场；也哭自己的祖辈为抗战而出生入死，可是他们没死于外敌，却死于自己的同胞，给人以撕心裂肺的震撼。
在采访102师老兵葛世才时，柏梅见其贫困潦倒生活无助，竟一时哽咽无语，当场就拿出了一千元钱；在采访102师老兵苏仕忠时，见老人贫困交加，蜗居危房，罗勤情不自禁下跪抱住老人失声痛哭，自责来晚了对不起与外祖父一起出生入死的袍泽，志愿者们马上将捐的两千元慰问金送给老人，且准备形成长效机制援助。
因为有了第一手资料，写作起来自然驾轻就熟，也因为素材本身很感人，才使我非常投入去写作，用心、用情去写，以致自己也常泪流满面，昔日这些军人奋战沙场，何曾有过个人的私利，他们舍生忘死不就是为了这个国家民族。当写到在战场上举行婚礼的陈伟光将军夫妇，由于战事不断,他们未能度一天蜜月,夫妻相邀,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抗日,待把倭寇消灭后,再过幸福甜蜜的日子......但想起他们后来的遭遇，竟也不由失声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写到这里内心却难以抑制……
（二）
写纪实作品的确很难，因为要有广泛的资料支持，不然会失之于张冠李戴的胡编乱造。在我阅读很多当事者的遗稿中，发现了以下问题：
（一）、由于写作者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以致时间、地点、部队番号错位，人物有时也张冠李戴。如：如台湾出版的一本《八年抗战之经过》，作者为何应钦，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叙述中，将关麟征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写成37军军长（见该书209页）。除此而外，书中错误之处实在太多，如淞沪战役无张发奎之名；武汉长江南岸作战，仅用一两百个字叙述，只说我军截击等语。又如：第102师的亲历者刘铁轮，把武汉会战的南浔之战和南昌会战混为一谈，把第29军军长陈安宝提前一年牺牲等等。
（二）、由于写作者身处特殊年代，无法正确表达，很多《回忆录》形同交待材料，描写模糊、避重就轻，没有主题。
（三）、由于写作者因职别不同，虽亲身经历,但却对战场的认识有较大的差异。
（四）、档案资料虽出自权威也未必可靠，如：在众多档案里，柏辉章的介绍错漏百出，柏辉章出生于1897年（丁酉九月初五），1917年就读于贵州讲武学校，但诸多档案资料均说成1901年生，贵州讲武堂毕业，贵州讲武堂创办于1912年，而贵州讲武学校创办于1916年。由此可见引用资料要慎之又慎，不然难免以讹传讹。所以，我对所谓资料，原则上采取只参考不轻易引用的态度。
阅读和甄别材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要从各种信息中梳理出故事来，还要排比出顺序，这需要多方面知识的支持。我知道要写好第102师，原有的知识已不够用，因而要阅读很多的相关书籍，以充实自身的修养，这样一来占用了很多时间，以致常常熬更守夜。
有了新的知识补充，对原有的写作框架就有了新的审视，有时有的章节就不得不反复修改，以致前后花了不少时间。等到书稿完成，交与朋友审读又收到了不少意见，对于大多数有益的意见已作采纳，部分意见也已和朋友作了些有益探讨，最终决定了取舍。
第102师是抗战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冲锋打头阵，撤退打后卫，为抗战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其不断从属，在战场临时找“婆婆”，以致有过无功，为人作嫁，很多大型书籍鲜有记录。所以写作本书，除了依赖于有限的资料，还要作大量的采访，以弥补资料的不足。
在采访中，由于许多老兵家属内心尚存顾忌，所以常三缄其口不愿提及；有的虽态度热情，但由于长辈过去常受冲击，许多故事已随老人而去，就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采访中总会遇到一些有心人，他们热情执着，不仅倾其所有把知道的情况口述或书面提供给我，还对其他知情者牵线搭桥，使我感动不已！
特别要提及的是罗勤女士，她在百忙之中，代我出入图书馆、档案馆收集资料；代我到边远地区采访知情人，并以最快速度电传给我，虽然我们各居一省，但沟通之及时，体现了“网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代的便捷和友情。
去年11上旬接到遵义文史专家苏涟的来电，说找到了第102师老兵葛世才，我兴奋之余即电告柏梅说葛世才找到了，柏梅听后竟一时无语凝噎，最后只说了句话，“小康，我们抓紧！”我当然明白这“抓紧”的意义，二话没说，我们当即安排了各自的日程。11日晚，我们先后由广州飞抵贵阳，12日早赶到遵义。
葛老已86岁高龄，1924年生于贵州遵义，16岁从军入柏辉章102师，到了湘北新墙河前线，柏辉章怜惜其年龄太小，把他留在师部作勤务兵。所以我很珍惜这次采访机会，特地安排了三天时间早晚采访。
葛老思维清晰，口齿清楚，对过往之事还能记忆犹新，但他却极少谈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小兵，没有多少成绩可言，但由于曾效力师部多年，他对老长官的事迹却能如数家珍，所以我一说起柏辉章，老人马上兴奋起来，左一个大英雄、右一个大英雄的称赞。葛老可能是102师最后的老兵，也可能是该师的最后见证人。老人对柏辉章的称赞不是泛泛而谈的口水话，话匣一开竟还是有理有据，他说出的事例还多有事实佐证。他讲到柏辉章是怎样亲自带着一支小队伍，到麻布大山前沿侦查遇险；说到柏辉章在童溪街遭遇强敌，又是怎样处变不惊；还说到102师援港，刚到韶关又回援长沙，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抗战结束后，柏辉章喜其机警把他留在身边，以后成了柏家专司买菜的管家，因而葛老的回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次采访对充实本书内容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遵义回来，采访手稿尚未整理完成，又接到贵阳顾老师的电话，他说在仁怀芝麻镇又寻访到102师老兵舒仕忠，舒老现已94岁高龄，淞沪会战时为特务连战士，后因负伤离开102师转入121师继续参加抗战。听到此消息，我是恨不得又马上飞回贵州，但贵州冻雨交通中断，心中纠结难以名状，我明白我此时在跟时间赛跑，能从老人口中哪怕能了解一点当时的战场情况，对本书的充实也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于是，新年过完立即再飞贵州，在遵义志愿者何飞的帮助下，顺利拜望了舒老。话匣一开，舒老就说我们是打鬼子的嘛，他用手比八字说:我参加八年抗战，却受九年管制。舒老的话语让人不胜欷嘘，老人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国内大多数国军老兵的真实写照。
舒老在第102师时间足有三年，但随师抗战就只有淞沪会战，后来因部队打散加入了同属贵州部队的第121师，负伤出院后再入远征军，一路走完了抗战八年。老人还记得当年的长官是柏辉章、杜肇华，还记得当年出征时所唱的军歌，还记得江阴、虹桥、苏州河、跑马场，还记得一些战斗细节，遗憾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再加上老人身体欠佳,故时序有些颠倒.老人叙述时有些激动,回忆让他仿佛回到当年,他用沧桑的嗓子给我们唱着一首首军歌......说道惨烈的战斗场面时,老人难过得几乎听不清他的话语.但有事实，有佐证，梳理起来并不困难。
既然，本书立足于纪实，当然就不可能去想象发挥，资料不仅要求要言而有据，还须有大量的事实佐证，所以进图书馆、档案馆就成了常有之事，这样一来基础工作做的较多，反而写作时就轻松不少。
毕竟，写作一个宏大的历史场面，需要强有力的知识后盾，我也常感才疏学浅，力有不逮，故而常生退意，但既已开头就应善始善终，看到贵州那些援助老兵自愿者，他们不图名利,用他们所有的业余时间去寻找、发现并资助老兵,出钱又出力,其精神令人感佩!个个高效而诚恳的在做工作，令我受到莫大鞭策。想想那些曾经浴血沙场的将士，为了保卫国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就花上一点时间去记录他们的历史功勋，实在也是天经地义的义务。如果我们天天高唱《国歌》，而不知道是谁在为我们筑起血肉长城，那才真是历史的悲哀了！
（三）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本书总算脱稿，在出版前又怕错漏百出而以讹传讹，于是打出小样征询各方专家意见，在得到充分肯定后，才敢交给出版机构审定。
完成初稿，笔者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因为在此之前看过何教授一篇《贵阳的纪念塔，国人的历史观》的文章，何教授以大历史、大视野、大境界写出了贵州人久抑的心声，也给国人以震撼的反思。
何教授为贵州人，49年以后,家就住在贵阳“纪念塔”附近。虽然后来这里有名无塔，但“纪念塔”三字的地名和公交车站名已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中，只是缘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不可究源罢了！当他真正得悉此塔是纪念国军第一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的纪念塔时，他被抗日英雄的英勇悲壮深深感动和震撼！这也就有了他2010.10月发表的《贵阳纪念塔，国人的历史观》之文。今年上半年，何教授又看到了笔者发过去的《虎贲独立师——国军第一零二师抗战纪实》的主要章节，欣然应邀作序。那段时间他工作很忙，出国讲学，带博士生论文答辩等等，他怕因此耽误出书，于是荐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教授代作序，雷教授也欣然应允，但是雷教授觉得他的老师曾景忠教授是专门研究抗战史的著名专家更适合,故再荐曾景忠教授。
曾景忠教授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编审、《抗战研究》前主编，是中国最早从事国军抗战研究的专家。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要求“言必有据、论有所出”，所以在百忙之中对本书稿进行了严格的把关，并帮助联系台湾政治大学洪秀菊教授,请其协助查找有关第一零二师的史料，洪教授欣然隔海相助,她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与欧亚君小姐从（台）国防部参谋本部史政局复印了《柏辉章简历》、《第8军军史》等弥足珍贵的史料（“国防部参谋本部人事参谋次长室” 欧雅君提供），使本书得以纠讹补漏增色不少。
在此之前，我也曾致电邮（台）国家图书馆：“恳请协查国军第一百零二师(师长柏辉章、陈伟光）抗战期间的一些史料和图片，以利《第一百零二师抗战史》的写作。”不久即收到方美芬小姐的回邮，得到了详细的答复：“关于国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与陈伟光的资料，台湾方面并没有人特别研究，目前只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的《抗日战史》南昌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中零星记录当时的作战情形。由于该套丛书是史料性质，并没有图片，只有战事图，因此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讯息，该套丛书约101册，不知您就近的图书馆是否有收藏？无法提供您详细的资料，敬请见谅！”虽然（台）国家图书馆最终没有提供到实质性的资料，但她们的敬业精神和办事作风令人感佩！也算是对我一个最大的心理支持。
书稿经过自查自纠，反复调整，总算完成。在准备交出版社付梓出版时，又得到朋友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写来书序；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前《凤凰周刊》主编、远征军抗战研究史专家邓康延，《长沙会战》编委 梁小进，深州作协副主席陈秉安，搜狐高级编辑陈军吉写来推荐语。所以本书的完成，实是大家共同帮助的结果，在此要特别感谢。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的一部史诗；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民族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三百五十万中华儿女用生命换来的结果。缅怀先烈，铭记功勋，是炎黄子孙共同的职责。
我与各位教授，以及各地的专家，本来素不相识，但抗战历史让我们走在了一起。抗战期间，国军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客观的评价国军的抗战功绩，不仅会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也将为后世子孙团结奋斗提供更好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个治史者，要有一颗“爱之不溢其美，憎之不增其恶”的平常心，这样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去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然而，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对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画卷的把握可能功力不够，因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2011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定稿于中山
